第210章 人海遮面，流动藏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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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天，梁砚去了205。
下午三点，205的门开着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写着"诚信劳务介绍所"，牌子是塑料的，红色的字已经褪色了，边角有些卷，被风吹得微微晃动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屋里很吵，几个人坐在长条凳上，都是外地来的务工者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脸上带着疲惫和期待，有的在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屋子里一闪一闪的；有的在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，像在啄米；有的在低声交谈，口音各异，河南的、四川的、安徽的、贵州的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锅大杂烩，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。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桌子后面，正在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，手里拿着一个本子，不停地在上面写着什么，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桌子上放着一个搪瓷水杯，杯里的茶已经凉了，杯壁上结着一圈黄褐色的茶垢。
女人姓刘，叫刘桂芳，四十八岁，矮胖，脸很圆，颧骨很高，像两个小山丘。脸上涂着厚厚的粉，粉和汗混在一起，在脸上形成一道道白色的痕迹，像被雨淋过的墙。她的头发是烫过的，染成了黄色，但发根已经长出了黑色的新发，看起来很不协调，像一顶不合适的帽子扣在头上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，外套上沾着油渍和墨水，里面是一件花衬衫，扣子扣错了一颗，领口歪着。看到警察进来，她挂了电话，把听筒放在座机上，座机是老式的，黑色的，机身已经磨得发亮。她脸上立刻堆起笑容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，门牙缺了一颗，说话的时候漏风。
"警察同志？"她的声音很尖，像刮玻璃，"有什么事吗？是不是要找工人？我这里什么工人都有，搬货的、打扫的、装修的、做饭的，价格公道，保证靠谱。"
"不是找工人。"梁砚说，他站在门口，目光扫过屋子里的每一个人，"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"
"了解情况？"刘桂芳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，"什么情况？我一个开劳务所的，能有什么情况？我就是帮人介绍介绍工作，收点介绍费，不偷不抢的。"
梁砚没有说话，径直走进了屋子。屋子很小，一室一厅，客厅兼作办公室，大概十五平米，里面摆着一张桌子，桌子是旧的，桌面上有很多划痕和墨水印。几把椅子，有的是木头的，有的是塑料的，都很旧了，有的还缺了腿，用砖头垫着。一个文件柜，是铁皮的，锈迹斑斑，上面堆满了各种表格和名单，有些已经泛黄了，边角卷着，有些还很新，是最近打印的。墙上贴着一张地图，是全国的行政区划图，上面用红笔圈了很多地方，都是劳务输出大省：河南、四川、安徽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，每个圈旁边都写着数字，是每年从那里来的工人数量。地图旁边贴着一张纸，写着"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"，字是用毛笔写的，很潦草，墨汁已经晕开了。
"刘桂芳。"梁砚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在嘈杂的屋子里很清晰，"我们查到，过去十九年里，有十二个人是通过你的劳务所介绍到锦华公寓附近打工的，每一个人的体型、年龄、外貌，都和当年的失踪者高度相似。每一个人出现的时间，都在失踪者失踪后的第十到第三十天之间。"
刘桂芳的脸色变了一下，只有一瞬，随即又恢复了笑容。她拿起桌上的水杯，喝了一口水，水杯是搪瓷的，上面印着"为人民服务"五个字，已经掉了一半。"同志，您说的这个，我不太明白。我这就是个劳务所，每天介绍的工人多了，我哪记得住每一个人。您也知道，干我们这行的，人来人往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工作都介绍。"
"你记得住。"梁砚走到文件柜前，打开最上面的抽屉，里面是一摞登记表，按年份排列，"你的登记记得很清楚，每一个工人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体型、外貌、介绍的工作地点、工作时间，都有记录。你的字很工整，每一笔都写得很认真。"
他翻出2007年的登记表，翻到其中一页，指着上面的一行记录："2007年8月20日，介绍工人张某某，男，三十二岁，河南人，身高一米六五，体型偏瘦，介绍到锦华公寓附近的仓库搬货，工作时间：十天。"
"张某某，三十二岁，河南人，身高一米六五，体型偏瘦。"梁砚说，他的目光从登记表上移到刘桂芳脸上，"2007年的第一个受害者李梅，女，三十一岁，身高一米六三，体型偏瘦。两个人的体型、身高、年龄，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个张某某，在李梅失踪后的第十天，出现在锦华公寓附近，搬了十天货，然后就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你告诉我，这是巧合？"
刘桂芳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。她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手帕是粉色的，已经洗得发白了，上面还有一个破洞。"同志，这个……我真记不清了。可能是巧合吧，工人的体型都差不多，干体力活的，都是偏瘦的。我就是介绍个工作，哪能注意那么多。"
"不是巧合。"梁砚说，他又翻出2008年的登记表，"2008年8月22日，介绍工人李某某，男，三十五岁，四川人，身高一米六八，体型中等，介绍到锦华公寓附近的工地打杂，工作时间：十五天。2008年的第二个受害者王芳，女，三十四岁，身高一米六六，体型中等。又是几乎一模一样。"
他一个一个翻过去，从2007年翻到2021年，每一年都有一个这样的工人，每一个工人的体型、年龄、外貌都和当年的失踪者高度相似，每一个都在失踪者失踪后的第十到第三十天出现在锦华公寓附近，每一个都只工作了十到二十天，然后就消失了。
"十二个人，十二年，十二个'巧合'。"梁砚放下登记表，看着刘桂芳，"你告诉我，这是巧合？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？"
屋子里安静了。那几个坐在长条凳上的务工者都不说话了，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打瞌睡，有的在低声交谈，但都竖起了耳朵，听着这边的对话。刘桂芳的汗从额头流下来，顺着脸颊往下淌，在厚厚的粉上留下一道道浅色的痕迹。她用手帕擦了又擦，手帕都湿透了。
"同志，"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有些发抖，像风吹过破旧的窗棂，"我……我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他就是来找我，说要找几个工人，到附近干点零活，十天半个月的，工钱日结。我问他干什么活，他说就是搬搬东西、打扫打扫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我看他给的工钱高，比市场价高两倍，就答应了。我哪知道……我哪知道他是用来干这个的……"
"他每次来找你，都给你多少钱？"梁砚问。
刘桂芳沉默了很久，才低声说："每次……每次给两百块介绍费。后来涨到三百，再后来五百。"
"五百块。"梁砚重复了一遍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冷，"十二条人命，你平均每次收三百块。比502的周德福贵，比601的王建国也贵。你们这栋楼里的人，人命都挺便宜的。"
"我真的不知道！"刘桂芳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被带倒了，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。她的声音很大，带着哭腔，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，把脸上的粉冲得一道一道的，"我就是介绍个工人，收几百块介绍费，我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？我要是知道，我打死也不敢啊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哪敢干那种事？"
她的声音很大，在小小的屋子里回荡，震得文件柜上的表格都在响。那几个务工者都抬起头，看着她，脸上带着好奇和害怕。她扑通一声跪下来，抓住梁砚的裤腿，手很粗糙，满是老茧和墨水，像一块砂纸："同志，我真的是无辜的！我就是个开劳务所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！你饶了我吧！我给你磕头了！"
她真的磕起头来，额头撞在水泥地上，发出咚咚的声响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梁砚低头看着她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拉她起来。小周走过来，把刘桂芳扶起来，让她坐在椅子上。她瘫在椅子上，浑身发抖，像一片风中的树叶，嘴里反复念叨着"我什么都不知道""我是无辜的""饶了我吧"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了呜咽。
"那些工人，你后来还有联系吗？"梁砚问。
刘桂芳摇了摇头，头发散了，几缕黄黑相间的头发贴在脸颊上。"没有……干完活就走了，说是去别的地方找活了。我也没留他们的联系方式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工人都是流动的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在那儿，谁也留不住。"
"你留了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吗？"
"留了……都在文件柜里。"刘桂芳指了指文件柜最下面的抽屉，"每个来登记的工人，我都留了身份证复印件，这是规矩。"
梁砚打开最下面的抽屉，里面是一摞身份证复印件，按年份排列，用橡皮筋捆着。他翻出2007年的那摞，找到张某某的复印件。复印件上的照片很模糊，是一个年轻男人，短发，瘦长脸，眼神很木然。他又翻出2008年的李某某、2009年的王某某……十二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每一张都很模糊，每一张上的人都很年轻，眼神都很木然，像很多个没有灵魂的影子。
"这些人，你能找到吗？"梁砚问。
刘桂芳又摇了摇头。"找不到……都是外地来的，干完活就走了，谁知道去了哪里。可能回老家了，可能去别的城市打工了，也可能……也可能出什么事了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工人的流动性太大了，今天还在你这儿登记，明天就可能去了另一个城市，谁也找不到谁。"
梁砚把身份证复印件装进证物袋，一份一份，小心地放进去，生怕弄皱了。证物袋是透明的塑料，上面有白色的标签，小周用记号笔在标签上写着"205收缴身份证复印件，共12份"，字迹很工整，一笔一划的。每一份复印件上的照片都很模糊，每一张上的人都很年轻，眼神都很木然，像很多个没有灵魂的影子，在证物袋里静静地躺着，等待着被认领，等待着被记住，等待着被从遗忘的角落里拉出来。
"你不是杀人犯。"梁砚说，他的声音很平，像在陈述一个事实，"但你是帮凶。你帮他找和受害者体型相似的工人，让这些工人在受害者失踪后出现在锦华公寓附近，制造受害者还活着的假象。邻居远远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，就会以为受害者还在。人的记忆是模糊的，尤其是对不熟悉的人，一个相似的背影、一件相似的衣服、一个相似的走路姿势，就足够了。没有你的人流掩护，他的时间错位公式就不成立。你以为你只是在介绍工人，收几百块介绍费，但实际上，你是在帮一个连环杀手掩盖罪行。你每介绍一个工人，就有一个人的死被推迟了三十七天才被发现。三十七天地，足够他把所有痕迹都抹干净，足够他换一个身份，继续住在这栋楼里，继续做一个'普通人'。"
刘桂芳瘫在椅子上，像被抽走了骨头。她的嘴张着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只有眼泪不停地往下淌，滴在地上，在水泥地上留下一小片深色的水渍。她的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手指还在微微发抖，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墨水。
曾莞在旁边拍照，闪光灯一闪一闪的，把桌子、文件柜、登记表、身份证复印件、长条凳、那几个务工者都拍了下来，每一张照片都很清晰，每一张照片都像一份罪证。那几个务工者看到拍照，都低下了头，有的站起来想走，被小周拦住了，说要做笔录，他们只好又坐回去，脸上带着惶恐和不安，像几只受惊的鸟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知道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，他们只是来找工作的，只是想赚点钱养家糊口，只是碰巧在这个时间、这个地点，出现在了这个不该出现的地方。
临走的时候，梁砚站在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刘桂芳。她还瘫在椅子上，浑身发抖，嘴里反复念叨着"我就是介绍个工人""我真的不知道""我是被他骗了"。她的脸上，粉和泪混在一起，一道一道的，像一张花脸。文件柜上的表格还在那里，被风吹得哗哗响，像很多人在同时翻书。
门关上了。楼道里很暗，声控灯坏了，只有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发着绿光，一闪一闪的。三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投在墙上，像三个黑色的幽灵。楼梯很窄，墙皮脱落了好几处，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，水泥上有小孩用粉笔划的涂鸦，已经被蹭得模糊了。
"她真的不知道吗？"小周问，他的声音有些低，在空旷的楼道里荡出回音。
"她知道。"梁砚说，他的脚步在楼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，一步，一步，很稳，"她不知道那个人是杀人犯，但她知道那些工人有问题。一个开劳务所的，不可能不知道，每年八月都有人来找和某个特定体型相似的工人，而且只干十到二十天，工钱是市场价的两倍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她不可能不知道，那些工人干完活就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这本身就可疑。她不是不知道，她是不想知道。几百块钱，让她闭上了眼睛，堵住了耳朵。她以为只要介绍工人收钱，就跟她没关系。"
"但这跟她有关系。"曾莞说，她走在最后，手里提着证物袋，袋子里的身份证复印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像很多人在同时翻书，又像很多人在同时叹息，"十二个人的死，都有她的一份。她的工人，让邻居以为受害者还活着。没有她的人流掩护，凶手不可能制造受害者还活着的假象，不可能把失踪时间往后推三十七天。她每介绍一个工人，都在帮凶手多掩盖一天。她每收一笔介绍费，都在为凶手的完美犯罪添一块砖。她以为她只是在做小生意，实际上她在做帮凶的生意。她以为她只是在收介绍费，实际上她在收十二条人命的买路钱。"
"对。"梁砚说，他推开单元门，阳光涌进来，刺得人眯起了眼睛。外面的烟火巷很热闹，熟食店的老板在吆喝，声音很大，盖过了周围的嘈杂，他的围裙上沾满了油渍，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，扇着炉子上的火。棋牌室里传来麻将声，哗啦哗啦，像下雨，中间夹杂着男人的叫骂声和女人的笑声。几个老人坐在门口下棋，棋盘是用粉笔在地上画的，棋子是石头子儿，黑白两色，他们蹲在地上，手里端着茶缸，下棋的速度很慢，每一步都要想很久。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跑，手里拿着冰棍，冰棍化了，糖水顺着手指往下滴，他们的笑声很尖，在巷子里荡来荡去，撞在墙上，又弹回来。阳光很亮，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，但梁砚的心里很冷，像揣了一块冰，"她以为她只是在介绍工人，实际上她在介绍帮凶。她以为她只是在收介绍费，实际上她在收买命钱。她的文件柜里，装的不是登记表，是十二条人命的替身。她的长条凳上，坐的不是工人，是十二条人命的影子。她每介绍一个工人，就有一个人的'存在'在所有人的认知里多延续了几天。她每收一笔介绍费，就有一个人的死被推迟了三十七天才被发现。"
他们走到警车旁。梁砚拉开车门，把证物袋放进去，然后站在车旁，回头看了一眼205的门。门还开着，门口的牌子还挂在那里，"诚信劳务介绍所"几个字在阳光下泛着褪色的红，红得有些刺眼，像一道旧伤疤。刘桂芳还瘫在椅子上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像，脸上的粉和泪混在一起，一道一道的，像一张花脸。那几个务工者还坐在长条凳上，有的在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屋子里一闪一闪的；有的在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；有的在低声交谈，口音各异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锅大杂烩。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又好像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说，只是看着，只是等着下一个工作机会，等着下一个能让他们活下去的零活。
"四户都查清了。"梁砚说，他拉开车门，坐进去，车门关上的声音很闷，像一声叹息，"502管账，403管药，601管锁，205管人。四户人家，四个支撑点，拼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完美的杀人公式。每一户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做小生意，每一户都以为自己不知情，每一户都收了几百块钱。但就是这四户的'不知情'，拼成了十二条人命的完美犯罪。502的账务让失踪者'还活着'，403的药物让受害者'不发声'，601的锁具让凶手'自由出入'，205的人流让邻居'看错人'。四个环节，环环相扣，缺一个都不行。下一步，就是把这四户的证词拼在一起，指向最后的那个人——701。"
警车开走了。205的门还开着，那个人影还坐在椅子上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。门口的牌子还挂在那里，在风中微微晃动，发出轻微的声响，像一声压抑的叹息，在午后的空气里荡开，又消失。那几个务工者还坐在长条凳上，有的在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屋子里一闪一闪的；有的在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；有的在低声交谈，口音各异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锅大杂烩。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又好像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说。烟火巷的喧嚣被甩在身后，渐渐变小，最后消失。后视镜里，锦华公寓的红砖楼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红色的点，消失在街角。205的门还开着，在午后的阳光里，那个门洞显得格外黑暗，像一张张开的嘴，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，又像一只闭着的眼睛，在沉默地注视着这条巷子里的每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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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三点，205的门开着，门口挂着一块牌子，写着"诚信劳务介绍所"，牌子是塑料的，红色的字已经褪色了，边角有些卷，被风吹得微微晃动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屋里很吵，几个人坐在长条凳上，都是外地来的务工者，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脸上带着疲惫和期待，有的在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屋子里一闪一闪的；有的在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，像在啄米；有的在低声交谈，口音各异，河南的、四川的、安徽的、贵州的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锅大杂烩，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。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桌子后面，正在打电话，声音很大，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，手里拿着一个本子，不停地在上面写着什么，笔尖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桌子上放着一个搪瓷水杯，杯里的茶已经凉了，杯壁上结着一圈黄褐色的茶垢。
女人姓刘，叫刘桂芳，四十八岁，矮胖，脸很圆，颧骨很高，像两个小山丘。脸上涂着厚厚的粉，粉和汗混在一起，在脸上形成一道道白色的痕迹，像被雨淋过的墙。她的头发是烫过的，染成了黄色，但发根已经长出了黑色的新发，看起来很不协调，像一顶不合适的帽子扣在头上。她穿着一件红色的外套，外套上沾着油渍和墨水，里面是一件花衬衫，扣子扣错了一颗，领口歪着。看到警察进来，她挂了电话，把听筒放在座机上，座机是老式的，黑色的，机身已经磨得发亮。她脸上立刻堆起笑容，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，门牙缺了一颗，说话的时候漏风。
"警察同志？"她的声音很尖，像刮玻璃，"有什么事吗？是不是要找工人？我这里什么工人都有，搬货的、打扫的、装修的、做饭的，价格公道，保证靠谱。"
"不是找工人。"梁砚说，他站在门口，目光扫过屋子里的每一个人，"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。"
"了解情况？"刘桂芳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，"什么情况？我一个开劳务所的，能有什么情况？我就是帮人介绍介绍工作，收点介绍费，不偷不抢的。"
梁砚没有说话，径直走进了屋子。屋子很小，一室一厅，客厅兼作办公室，大概十五平米，里面摆着一张桌子，桌子是旧的，桌面上有很多划痕和墨水印。几把椅子，有的是木头的，有的是塑料的，都很旧了，有的还缺了腿，用砖头垫着。一个文件柜，是铁皮的，锈迹斑斑，上面堆满了各种表格和名单，有些已经泛黄了，边角卷着，有些还很新，是最近打印的。墙上贴着一张地图，是全国的行政区划图，上面用红笔圈了很多地方，都是劳务输出大省：河南、四川、安徽、贵州、湖南、湖北，每个圈旁边都写着数字，是每年从那里来的工人数量。地图旁边贴着一张纸，写着"诚信经营，童叟无欺"，字是用毛笔写的，很潦草，墨汁已经晕开了。
"刘桂芳。"梁砚开口了，他的声音不高，但在嘈杂的屋子里很清晰，"我们查到，过去十九年里，有十二个人是通过你的劳务所介绍到锦华公寓附近打工的，每一个人的体型、年龄、外貌，都和当年的失踪者高度相似。每一个人出现的时间，都在失踪者失踪后的第十到第三十天之间。"
刘桂芳的脸色变了一下，只有一瞬，随即又恢复了笑容。她拿起桌上的水杯，喝了一口水，水杯是搪瓷的，上面印着"为人民服务"五个字，已经掉了一半。"同志，您说的这个，我不太明白。我这就是个劳务所，每天介绍的工人多了，我哪记得住每一个人。您也知道，干我们这行的，人来人往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工作都介绍。"
"你记得住。"梁砚走到文件柜前，打开最上面的抽屉，里面是一摞登记表，按年份排列，"你的登记记得很清楚，每一个工人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体型、外貌、介绍的工作地点、工作时间，都有记录。你的字很工整，每一笔都写得很认真。"
他翻出2007年的登记表，翻到其中一页，指着上面的一行记录："2007年8月20日，介绍工人张某某，男，三十二岁，河南人，身高一米六五，体型偏瘦，介绍到锦华公寓附近的仓库搬货，工作时间：十天。"
"张某某，三十二岁，河南人，身高一米六五，体型偏瘦。"梁砚说，他的目光从登记表上移到刘桂芳脸上，"2007年的第一个受害者李梅，女，三十一岁，身高一米六三，体型偏瘦。两个人的体型、身高、年龄，几乎一模一样。这个张某某，在李梅失踪后的第十天，出现在锦华公寓附近，搬了十天货，然后就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你告诉我，这是巧合？"
刘桂芳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。她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，手帕是粉色的，已经洗得发白了，上面还有一个破洞。"同志，这个……我真记不清了。可能是巧合吧，工人的体型都差不多，干体力活的，都是偏瘦的。我就是介绍个工作，哪能注意那么多。"
"不是巧合。"梁砚说，他又翻出2008年的登记表，"2008年8月22日，介绍工人李某某，男，三十五岁，四川人，身高一米六八，体型中等，介绍到锦华公寓附近的工地打杂，工作时间：十五天。2008年的第二个受害者王芳，女，三十四岁，身高一米六六，体型中等。又是几乎一模一样。"
他一个一个翻过去，从2007年翻到2021年，每一年都有一个这样的工人，每一个工人的体型、年龄、外貌都和当年的失踪者高度相似，每一个都在失踪者失踪后的第十到第三十天出现在锦华公寓附近，每一个都只工作了十到二十天，然后就消失了。
"十二个人，十二年，十二个'巧合'。"梁砚放下登记表，看着刘桂芳，"你告诉我，这是巧合？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？"
屋子里安静了。那几个坐在长条凳上的务工者都不说话了，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打瞌睡，有的在低声交谈，但都竖起了耳朵，听着这边的对话。刘桂芳的汗从额头流下来，顺着脸颊往下淌，在厚厚的粉上留下一道道浅色的痕迹。她用手帕擦了又擦，手帕都湿透了。
"同志，"她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有些发抖，像风吹过破旧的窗棂，"我……我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他就是来找我，说要找几个工人，到附近干点零活，十天半个月的，工钱日结。我问他干什么活，他说就是搬搬东西、打扫打扫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我看他给的工钱高，比市场价高两倍，就答应了。我哪知道……我哪知道他是用来干这个的……"
"他每次来找你，都给你多少钱？"梁砚问。
刘桂芳沉默了很久，才低声说："每次……每次给两百块介绍费。后来涨到三百，再后来五百。"
"五百块。"梁砚重复了一遍，声音里带着一丝冷，"十二条人命，你平均每次收三百块。比502的周德福贵，比601的王建国也贵。你们这栋楼里的人，人命都挺便宜的。"
"我真的不知道！"刘桂芳猛地站起来，椅子被带倒了，在地上发出一声闷响。她的声音很大，带着哭腔，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，把脸上的粉冲得一道一道的，"我就是介绍个工人，收几百块介绍费，我怎么知道他是杀人犯？我要是知道，我打死也不敢啊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哪敢干那种事？"
她的声音很大，在小小的屋子里回荡，震得文件柜上的表格都在响。那几个务工者都抬起头，看着她，脸上带着好奇和害怕。她扑通一声跪下来，抓住梁砚的裤腿，手很粗糙，满是老茧和墨水，像一块砂纸："同志，我真的是无辜的！我就是个开劳务所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！你饶了我吧！我给你磕头了！"
她真的磕起头来，额头撞在水泥地上，发出咚咚的声响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梁砚低头看着她，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拉她起来。小周走过来，把刘桂芳扶起来，让她坐在椅子上。她瘫在椅子上，浑身发抖，像一片风中的树叶，嘴里反复念叨着"我什么都不知道""我是无辜的""饶了我吧"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了呜咽。
"那些工人，你后来还有联系吗？"梁砚问。
刘桂芳摇了摇头，头发散了，几缕黄黑相间的头发贴在脸颊上。"没有……干完活就走了，说是去别的地方找活了。我也没留他们的联系方式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工人都是流动的，今天在这儿，明天在那儿，谁也留不住。"
"你留了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吗？"
"留了……都在文件柜里。"刘桂芳指了指文件柜最下面的抽屉，"每个来登记的工人，我都留了身份证复印件，这是规矩。"
梁砚打开最下面的抽屉，里面是一摞身份证复印件，按年份排列，用橡皮筋捆着。他翻出2007年的那摞，找到张某某的复印件。复印件上的照片很模糊，是一个年轻男人，短发，瘦长脸，眼神很木然。他又翻出2008年的李某某、2009年的王某某……十二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，每一张都很模糊，每一张上的人都很年轻，眼神都很木然，像很多个没有灵魂的影子。
"这些人，你能找到吗？"梁砚问。
刘桂芳又摇了摇头。"找不到……都是外地来的，干完活就走了，谁知道去了哪里。可能回老家了，可能去别的城市打工了，也可能……也可能出什么事了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工人的流动性太大了，今天还在你这儿登记，明天就可能去了另一个城市，谁也找不到谁。"
梁砚把身份证复印件装进证物袋，一份一份，小心地放进去，生怕弄皱了。证物袋是透明的塑料，上面有白色的标签，小周用记号笔在标签上写着"205收缴身份证复印件，共12份"，字迹很工整，一笔一划的。每一份复印件上的照片都很模糊，每一张上的人都很年轻，眼神都很木然，像很多个没有灵魂的影子，在证物袋里静静地躺着，等待着被认领，等待着被记住，等待着被从遗忘的角落里拉出来。
"你不是杀人犯。"梁砚说，他的声音很平，像在陈述一个事实，"但你是帮凶。你帮他找和受害者体型相似的工人，让这些工人在受害者失踪后出现在锦华公寓附近，制造受害者还活着的假象。邻居远远看到一个相似的背影，就会以为受害者还在。人的记忆是模糊的，尤其是对不熟悉的人，一个相似的背影、一件相似的衣服、一个相似的走路姿势，就足够了。没有你的人流掩护，他的时间错位公式就不成立。你以为你只是在介绍工人，收几百块介绍费，但实际上，你是在帮一个连环杀手掩盖罪行。你每介绍一个工人，就有一个人的死被推迟了三十七天才被发现。三十七天地，足够他把所有痕迹都抹干净，足够他换一个身份，继续住在这栋楼里，继续做一个'普通人'。"
刘桂芳瘫在椅子上，像被抽走了骨头。她的嘴张着，却发不出声音，只有眼泪不停地往下淌，滴在地上，在水泥地上留下一小片深色的水渍。她的手垂在身体两侧，手指还在微微发抖，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墨水。
曾莞在旁边拍照，闪光灯一闪一闪的，把桌子、文件柜、登记表、身份证复印件、长条凳、那几个务工者都拍了下来，每一张照片都很清晰，每一张照片都像一份罪证。那几个务工者看到拍照，都低下了头，有的站起来想走，被小周拦住了，说要做笔录，他们只好又坐回去，脸上带着惶恐和不安，像几只受惊的鸟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知道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，他们只是来找工作的，只是想赚点钱养家糊口，只是碰巧在这个时间、这个地点，出现在了这个不该出现的地方。
临走的时候，梁砚站在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刘桂芳。她还瘫在椅子上，浑身发抖，嘴里反复念叨着"我就是介绍个工人""我真的不知道""我是被他骗了"。她的脸上，粉和泪混在一起，一道一道的，像一张花脸。文件柜上的表格还在那里，被风吹得哗哗响，像很多人在同时翻书。
门关上了。楼道里很暗，声控灯坏了，只有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发着绿光，一闪一闪的。三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投在墙上，像三个黑色的幽灵。楼梯很窄，墙皮脱落了好几处，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，水泥上有小孩用粉笔划的涂鸦，已经被蹭得模糊了。
"她真的不知道吗？"小周问，他的声音有些低，在空旷的楼道里荡出回音。
"她知道。"梁砚说，他的脚步在楼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，一步，一步，很稳，"她不知道那个人是杀人犯，但她知道那些工人有问题。一个开劳务所的，不可能不知道，每年八月都有人来找和某个特定体型相似的工人，而且只干十到二十天，工钱是市场价的两倍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她不可能不知道，那些工人干完活就消失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这本身就可疑。她不是不知道，她是不想知道。几百块钱，让她闭上了眼睛，堵住了耳朵。她以为只要介绍工人收钱，就跟她没关系。"
"但这跟她有关系。"曾莞说，她走在最后，手里提着证物袋，袋子里的身份证复印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，像很多人在同时翻书，又像很多人在同时叹息，"十二个人的死，都有她的一份。她的工人，让邻居以为受害者还活着。没有她的人流掩护，凶手不可能制造受害者还活着的假象，不可能把失踪时间往后推三十七天。她每介绍一个工人，都在帮凶手多掩盖一天。她每收一笔介绍费，都在为凶手的完美犯罪添一块砖。她以为她只是在做小生意，实际上她在做帮凶的生意。她以为她只是在收介绍费，实际上她在收十二条人命的买路钱。"
"对。"梁砚说，他推开单元门，阳光涌进来，刺得人眯起了眼睛。外面的烟火巷很热闹，熟食店的老板在吆喝，声音很大，盖过了周围的嘈杂，他的围裙上沾满了油渍，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，扇着炉子上的火。棋牌室里传来麻将声，哗啦哗啦，像下雨，中间夹杂着男人的叫骂声和女人的笑声。几个老人坐在门口下棋，棋盘是用粉笔在地上画的，棋子是石头子儿，黑白两色，他们蹲在地上，手里端着茶缸，下棋的速度很慢，每一步都要想很久。几个孩子在巷子里跑，手里拿着冰棍，冰棍化了，糖水顺着手指往下滴，他们的笑声很尖，在巷子里荡来荡去，撞在墙上，又弹回来。阳光很亮，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，但梁砚的心里很冷，像揣了一块冰，"她以为她只是在介绍工人，实际上她在介绍帮凶。她以为她只是在收介绍费，实际上她在收买命钱。她的文件柜里，装的不是登记表，是十二条人命的替身。她的长条凳上，坐的不是工人，是十二条人命的影子。她每介绍一个工人，就有一个人的'存在'在所有人的认知里多延续了几天。她每收一笔介绍费，就有一个人的死被推迟了三十七天才被发现。"
他们走到警车旁。梁砚拉开车门，把证物袋放进去，然后站在车旁，回头看了一眼205的门。门还开着，门口的牌子还挂在那里，"诚信劳务介绍所"几个字在阳光下泛着褪色的红，红得有些刺眼，像一道旧伤疤。刘桂芳还瘫在椅子上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雕像，脸上的粉和泪混在一起，一道一道的，像一张花脸。那几个务工者还坐在长条凳上，有的在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屋子里一闪一闪的；有的在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；有的在低声交谈，口音各异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锅大杂烩。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又好像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说，只是看着，只是等着下一个工作机会，等着下一个能让他们活下去的零活。
"四户都查清了。"梁砚说，他拉开车门，坐进去，车门关上的声音很闷，像一声叹息，"502管账，403管药，601管锁，205管人。四户人家，四个支撑点，拼在一起，就是一个完美的杀人公式。每一户都以为自己只是在做小生意，每一户都以为自己不知情，每一户都收了几百块钱。但就是这四户的'不知情'，拼成了十二条人命的完美犯罪。502的账务让失踪者'还活着'，403的药物让受害者'不发声'，601的锁具让凶手'自由出入'，205的人流让邻居'看错人'。四个环节，环环相扣，缺一个都不行。下一步，就是把这四户的证词拼在一起，指向最后的那个人——701。"
警车开走了。205的门还开着，那个人影还坐在椅子上，一动不动，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。门口的牌子还挂在那里，在风中微微晃动，发出轻微的声响，像一声压抑的叹息，在午后的空气里荡开，又消失。那几个务工者还坐在长条凳上，有的在抽烟，烟头的红光在昏暗的屋子里一闪一闪的；有的在打瞌睡，头一点一点的；有的在低声交谈，口音各异，混在一起，像一锅大杂烩。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又好像什么都知道，只是不说。烟火巷的喧嚣被甩在身后，渐渐变小，最后消失。后视镜里，锦华公寓的红砖楼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红色的点，消失在街角。205的门还开着，在午后的阳光里，那个门洞显得格外黑暗，像一张张开的嘴，在无声地诉说着什么，又像一只闭着的眼睛，在沉默地注视着这条巷子里的每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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