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579章 南昌城下识危局 一封密函辨忠奸
南昌城是二月里打下来的。
沈砚之的部队从赣西一路东进，在丰城和樟树打了两场硬仗，孙传芳的守军望风而逃，南昌城里的商会连夜派人出城送信，说“贵军进城，商民不扰，茶水已备”。沈砚之看完信搁在桌上，跟参谋长周怀远说了一句：“备什么茶水，备粮就行。当兵的吃饱了不闹事，比十缸茶水都管用。”
进城那天是正月十八，天阴着，没下雨，街上铺子关了大半，零星有几家开了门板，柜台后头探出半张脸往外瞅。沈砚之骑着马从章江门进来，沿途没搞什么入城式，就带了一个警卫排，步兵都在城外驻扎。老百姓看这队伍不敲锣不打鼓，当兵的也不挨家挨户要东西，胆子大的开了门出来看，胆子小的把门板又关上了。
到了城防司令部旧址，沈砚之下马进去，参谋人员已经把桌椅板凳擦出来了，墙上挂起赣中一带的军事地图。他站在地图前面看了不到五分钟，周怀远推门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封电报。
“总指挥，南京那边来电，何应钦、白崇禧他们已经过了芜湖，正向当涂推进。总部命令我们部沿南浔铁路北上，配合东路军夹击孙传芳残部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接过来看了两遍，问了一句：“总部还说什么了？”
周怀远犹豫了一下：“总部还问——我们部在南昌休整期间，有没有‘越轨行为’。”
“什么叫越轨行为？”
“电报原话是‘有无擅自委任地方官吏、擅自截留税款、擅自收编地方武装等情事’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往桌上一搁，没发火，但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。这两下敲得轻，但周怀远跟他跟了快十年，知道这两下是什么意思。
“南昌城是我沈砚之打下来的，打下来之后城里粮仓被乱兵抢了三天，孙传芳的人跑了没人管，商会自己凑了维持会出来发粮食。我不委任地方官，维持会的人跑了谁管？税款截留更是扯淡——进城第二天我就把税务局封了，账册全交到总部财经委员会的人手里，他们自己还没来接收，倒先问起我截没截留。”
“那总部的意思——”
“总部的意思不是问我们有没有干这些事，是有人提醒总部要盯着我们这支‘杂牌军’。”沈砚之把电报折起来塞进抽屉，“回电，就说南昌已克，守军残部向鄱阳湖方向溃退，我部拟休整三日后沿南浔线北上。别的不用多说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要走，沈砚之又把他叫住了：“怀远，你顺便打听一件事——总部里最近谁在管‘军纪督察’这一摊？”
“听说是王柏龄。”
“王柏龄。”沈砚之把这个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王柏龄是蒋介石的亲信，北伐军总司令部里的实权人物之一，管军纪督察，说白了就是替蒋盯着各路杂牌部队的“眼线”。沈砚之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授的是“暂编第十九师”的番号，师长是他自己，但归东路军指挥，东路军的总指挥是何应钦，何应钦跟蒋的关系又近得很。
“怀远，你去查一查，王柏龄最近有没有派人到南昌来。查到了别打草惊蛇，先摸清来的是谁，住哪，跟什么人接触。”
周怀远领命出去了。
沈砚之一个人在屋里站了一会儿，把地图重新看了一遍。南浔铁路从南昌到九江，是赣北的交通动脉，孙传芳的部队在九江还留着不少兵力，据可靠情报，有四个师番号的残部退到了九江外围的姑塘和湖口一带。总部命令他沿南浔线北上，明面上是配合东路军夹击孙传芳，实际上还有一层用意——把孙传芳从九江赶过长江去，把赣北全部拿下，好让蒋的嫡系部队从江西腾出手来东进浙江。
这本身没什么问题，北伐打孙传芳是既定方略，沈砚之没打算挑刺。但电报里那句“越轨行为”让他心里不太踏实。北伐军从广东出发的时候，各部队的粮饷都是总部统一拨付，弹药也是按基数配给。但打到了江西境内，部队扩编快，新兵多，总部的补给跟不上，很多部队就地筹粮、就地收编地方武装，这是明摆着的事，谁也没比谁干净。王柏龄偏偏这个时候盯着他这支“暂编”部队，要说背后没人授意，他是不信的。
第二天下午，周怀远来回话，说查到了：王柏龄确实派了个人到南昌来，姓龚，叫龚伯循，挂的职是“总司令部军纪督察组第三组组长”，三天前到的，住在城东一家叫“青云客栈”的地方，包了一个小院。这个人到了南昌之后没找沈砚之的部队，也没去城防司令部，先找了南昌商会的几个头面人物吃饭，又找了几个原来孙传芳手底下投诚过来的地方军官喝茶。
“他找这些人干什么？”沈砚之问。
“听商会的刘会长说，龚伯循吃饭的时候问了三件事：第一，沈砚之进城之后有没有向商会摊派军饷；第二，有没有纵容士兵扰民；第三，有没有私底下委任什么人当南昌县长。”
“你怎么跟刘会长说的？”
“我没出面，让政治部的人去打听的。刘会长说，他当着龚伯循的面把咱们夸了一通，说沈总指挥进城之后秋毫无犯，商民感激。但龚伯循听完之后笑了笑，说了一句‘刘会长别光说好话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总部就是来听实话的’。”
沈砚之听完，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。龚伯循问的这三件事，每一件都能做文章——摊派军饷可以写成“擅自征敛”，纵容士兵扰民可以写成“治军不严”，委任县长可以写成“侵夺地方行政权”。三件事单独拎出来哪一件都不算大，但攒到一起往总部一递，就能凑成一条“该部在赣期间行为失当、有违军纪”的结论。结论一旦有了，下一步就是“整编”或者“调离”。
“怀远，龚伯循跟哪些投诚的军官喝了茶？”
“主要是一个叫马福堂的。马福堂原来是孙传芳部下的一个团长，在丰城被咱们俘虏的，俘虏之后表示愿意投诚，现在在城防司令部帮着维持治安。他手底下还有两百多号人，没编入咱们的战斗序列，暂时放在城防司令部名下。”
“这个马福堂跟龚伯循说了什么？”
“具体不知道，但马福堂从青云客栈出来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去找了咱们政治部的刘主任，说他‘想正式编入革命军序列，不想再挂着城防司令部的临时名义’。”
沈砚之听到这里，眉头动了一下：“马福堂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“打仗有两下子，但人滑头。在孙传芳手底下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‘三面光’，哪边硬往哪边倒。他手底下那两百多人成分也复杂，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。”
“先别急着给他正式番号。你跟他说，编入序列的事要报总部审批，让他先安心在城防司令部干着，等总部批下来再说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走了。沈砚之把抽屉里那封电报又拿出来看了一遍，然后从公文包里翻出一本硬壳笔记本，翻到其中一页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从北伐开始到现在，他打过的每一仗、缴获了多少枪、收编了多少人、上缴了多少、自留了多少。这本账是他从广东出发之前就养成的习惯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，谁来查都不怕。
但账不怕查，人却怕被惦记。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之后，各部队之间的关系微妙得很。蒋的嫡系部队要扩张，杂牌部队要收编，谁手里的兵多枪多，谁说话就硬气。他这支“暂编第十九师”从出发时的三千多人打到现在将近八千人，枪多了，人多了，在蒋的嫡系眼里，这就是一块肥肉，早晚有人要伸手。
二月二十二号，龚伯循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他是在沈砚之的临时指挥部里见的。龚伯循四十来岁，瘦高个儿，穿一身藏青呢子军服，领章上是上校衔，说话带着点湖南口音。进门先敬了个礼，态度客气得很，说“沈总指挥辛苦了，总座派我来看看部队的实际情况，有什么困难总部好帮忙解决”。
沈砚之让人上了茶，请他坐下，笑着说：“龚组长来南昌好几天了，我这边一直忙，没顾上请你吃饭，失礼得很。”
“哪里哪里，沈总指挥军务繁忙，卑职不敢打扰。”龚伯循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，“卑职这几天在南昌城里转了转，跟商会的人聊了聊，也跟几个地方上的同志谈了谈。大家都说沈总指挥治军有方，进城之后秋毫无犯，南昌商民感激得很。”
“过奖。当兵的打仗，老百姓种地，各安其位罢了。”
“不过——”龚伯循把茶杯搁下，话锋一转，“卑职也听到一些反映，说咱们部队在丰城和樟树一带收编了不少地方武装，其中有些人的底子不太干净。总座的意思是，北伐大业未成，部队扩编是好事，但收编的人要甄别，不能什么人都往队伍里塞。万一混进来几个孙传芳的奸细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。”
沈砚之听完，脸上笑容没变：“龚组长说得对，甄别的事我一直在做。丰城和樟树收编的人一共六百多，政治部已经筛过一遍，筛掉了两百多个，剩下的四百来号人都是正经农民出身，没有抽大烟的，没有当过土匪的，个个有保人。龚组长要不要我把甄别名册调出来给你过目？”
“那倒不用不用，卑职只是提醒一声。”龚伯循连忙摆手，又笑了笑，“还有一件事——马福堂那个团，卑职听说沈总指挥一直没给正式番号？”
“在走程序。报总部了，批下来就编。”
“卑职来之前，总座提了一句，说马福堂这个人虽然以前跟过孙传芳，但投诚之后表现不错，可以给个机会。卑职看是不是这样——总部这边出一份委任状，正式委任马福堂为‘赣北独立第一团’团长，归沈总指挥节制，但番号和粮饷由总部直接拨付。这样既给了马福堂一个正式名分，也减轻了沈总指挥这边的补给压力。您看怎么样？”
沈砚之端起茶杯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。龚伯循这话说得客气，意思却很明白：马福堂那两百多号人，总部要直接抓在手里，名义上归你节制，实际上粮饷由总部发，人事由总部管。这跟从他手里挖走一块肉没什么区别。
“总座考虑得周到。”沈砚之把茶杯搁下，语气平和，“马福堂这个团本来就是赣北的地方武装，总部直接委任番号合情合理。不过我这边有个小小的建议——马福堂的人现在还在城防司令部名下维持南昌治安，突然改成总部直辖，下面的士兵怕是会多想。卑职看是不是这样：先让马福堂来我这儿一趟，我跟他把总部的意思说清楚，让他有个准备，然后再由龚组长出面宣布委任状，这样更稳妥些。”
龚伯循想了想，点了头：“沈总指挥考虑得细致，那就这么办。”
龚伯循走了之后，沈砚之把周怀远叫进来：“你去查一查马福堂最近跟青云客栈那边除了喝茶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来往。另外，你派人盯着马福堂手底下那几个营长，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调动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，又问：“总指挥，那个马福堂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”
“先看他来不来。”沈砚之把桌上的文件收了收，“他要是来了，说明心里没鬼。他要是不来，直接跟龚伯循的人接了头，那这个人就不能留了。”
马福堂是第二天上午来的。
进门敬了礼，腰弯得挺深，脸上堆着笑：“总指挥召唤，卑职不敢怠慢。”
沈砚之让他坐下，把龚伯循的来意原原本本跟他说了，语气不冷不热：“总部要直接委你当赣北独立第一团的团长，番号和粮饷都由总部管。这是好事，总座看得起你。你自己是什么想法？”
马福堂脸上的笑僵了一瞬，随即又堆回来了：“卑职听总指挥的安排。总指挥说怎么办，卑职就怎么办。”
“我问的是你自己的想法。”
马福堂沉默了几秒，忽然站起来，把帽子摘了攥在手里，腰弯得更低了些：“总指挥，卑职跟您说实话——龚组长前天找卑职喝茶的时候提过这个事，卑职当时没敢应。卑职手底下那两百多号人，有一大半是跟着卑职从丰城一路收拢过来的，他们信卑职，是因为卑职跟他们说‘沈总指挥是正经革命军，跟着沈总指挥有饭吃’。这要是突然改成总部直辖，兄弟们心里没底。”
沈砚之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马福堂又补了一句：“卑职跟龚组长说了，这事得先问沈总指挥的意思。龚组长说‘那你先去问’。卑职就来了。”
沈砚之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放下之后问了一句：“马福堂，你手底下那个三营长，叫什么来着——周大柱？”
“是，周大柱。”
“周大柱前天晚上去了趟青云客栈，跟龚伯循手底下一个姓赵的副官见了一面。这事你知道吗？”
马福堂的脸色变了一下，随即咬了咬牙：“卑职知道。周大柱回来跟卑职说了。龚组长那边私下找了他，说只要他愿意把三营拉出去单独编一个连，直接归总部调遣，就给周大柱一个少校营长。周大柱没答应，回来跟卑职说了。卑职正想找机会跟总指挥汇报这事。”
沈砚之盯着马福堂看了好几秒。马福堂额头上冒了一层细汗，但眼神没闪。
“行了，你坐下吧。”沈砚之把语气缓和下来，“龚伯循那个人，是替总部办事的，他挖你的人，是他的本分，我不怪他。但你得清楚一件事——你手底下两百多号人，现在能安安稳稳在南昌城里维持治安，是因为你站在革命军这边。你要是被龚伯循拉过去，编成什么‘独立第一团’，粮饷从总部走，看着是好事，但总部那边管粮饷的人认不认你，认你几个月，都是人家说了算。到时候人家卡你一下，你连饭都吃不上，还得回来找我。”
马福堂连连点头：“总指挥说得是，卑职心里有数。”
“你有数就好。回去跟周大柱说，少校营长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他跟着你投诚过来，就是革命军的人，该给的官会给，不用偷偷摸摸跟外人谈。”
马福堂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周怀远等门关上之后问沈砚之：“总指挥，你真打算给周大柱一个少校？”
“给。一个少校营长换马福堂一个团的忠心，划算。”沈砚之把笔记本翻到空白页，拿钢笔写了几行字，“但周大柱这个人不能再放在三营了。你把他调出来，编到警卫连当连长，放在我跟前。他用得好是个尖刀，用不好是个雷，搁眼皮底下最保险。”
处理完马福堂的事，沈砚之以为龚伯循那边能消停几天。没想到第三天下午，政治部的刘主任来报，说龚伯循在南昌商会的例行茶话会上放了一炮，说“有些部队在地方上搞独立王国，委任官吏、截留税款，总部三令五申要统一财政、统一人事，就是有人不听”。在场的除了商会的人，还有几个记者，其中有一个是《民国日报》驻赣的通讯员。
沈砚之听完，问刘主任：“他点名了没有？”
“没点名，但谁都知道他说的是谁。南昌城里现在驻军就咱们一家，他说的‘有些部队’还能是谁？”
沈砚之把刘主任打发走了之后，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半个钟头。然后他拿出信纸，给程振邦写了一封信。程振邦在第四军，这时候驻扎在武汉外围，跟沈砚之一直保持着通信。信写得很短：
“振邦兄如晤：南昌已下，赣北指日可定。然总部派员来赣，名为督察军纪，实为收编旁系。龚某其人，反复试探，先诱我部属，再放舆论，其意不在军纪而在兵权。弟自问行事无愧，然树大招风，不得不防。兄在武汉，若闻总部对赣事有新的安排，望速告。另，马福堂事已妥处，此人可用而不可信，弟自有分寸。砚之。”
信写完之后用火漆封了，交给机要参谋当密件发出去。
二月二十六号，沈砚之接到总部正式命令：暂编第十九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师，归东路军节制，克日沿南浔线北上，攻取九江。命令末尾附了一行手写的批示：“该师在赣期间收编之地方武装，着即造册具报，听候总部派员点验。”
沈砚之把命令看了一遍，递给周怀远：“通知各团，明天开拔。马福堂那个团留一个营在南昌维持治安，剩下的人跟着走。点验的事，让政治部把名册整理好了送到总部去，他们爱怎么点怎么点。”
周怀远问：“龚伯循那边——”
“他爱跟着就跟着。到了九江，仗打起来，他要是还能挑出毛病来，我跟他姓。”
队伍开拔那天早上，南昌城飘着毛毛雨。沈砚之骑着马从章江门出去，回头看了一眼城楼。城楼上“南昌”两个字被雨淋得发亮，城门口挤着看热闹的老百姓，有人喊了一嗓子“沈总指挥打胜仗”，他冲人群拱了拱手，催马走了。
走出半里地，周怀远跟上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龚伯循没跟着走。他留在南昌了，说是‘另有公务’。”
沈砚之笑了一声：“他留下正好。南昌城里现在只剩马福堂一个营，让他慢慢点验去。”
“万一他拉拢马福堂呢？”
“马福堂我跟他谈过了，这个人滑头归滑头，但脑子清楚。龚伯循给他个空头团长，我给他的是实打实的番号和粮饷，他分得清哪头重哪头轻。”
雨越下越密，队伍沿着南浔铁路往北走，铁路两边的田野里油菜刚抽薹，绿油油的一片。沈砚之骑在马上，脑子里转的是九江那边的敌情——孙传芳在姑塘和湖口还有四个师的残部，虽然士气不高，但据险而守，硬啃要费点牙口。更让他不踏实的是，龚伯循留在南昌这件事本身就透着古怪，一个督察组长不跟着部队走，留在后方，要么是另有任务，要么就是等着抓他的把柄。
但眼下顾不上这些了。九江打下来，赣北就全在革命军手里，到时候谁想动他这支队伍，也得先掂量掂量。
他催马往前赶了两步，对周怀远说了一句：“到了九江，先打姑塘，再打湖口。姑塘那边有个制高点叫猪头山，你让侦察连提前摸一摸地形，看看从哪面攻上去最省劲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。队伍在雨里继续往北走，脚步声和马蹄声混在一起，被雨声压下去大半。沈砚之把帽檐往下压了压，心里盘算着到了九江之后怎么用三天时间把仗打完，然后回头再来收拾南昌城里那个龚伯循。
（本章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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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砚之的部队从赣西一路东进，在丰城和樟树打了两场硬仗，孙传芳的守军望风而逃，南昌城里的商会连夜派人出城送信，说“贵军进城，商民不扰，茶水已备”。沈砚之看完信搁在桌上，跟参谋长周怀远说了一句：“备什么茶水，备粮就行。当兵的吃饱了不闹事，比十缸茶水都管用。”
进城那天是正月十八，天阴着，没下雨，街上铺子关了大半，零星有几家开了门板，柜台后头探出半张脸往外瞅。沈砚之骑着马从章江门进来，沿途没搞什么入城式，就带了一个警卫排，步兵都在城外驻扎。老百姓看这队伍不敲锣不打鼓，当兵的也不挨家挨户要东西，胆子大的开了门出来看，胆子小的把门板又关上了。
到了城防司令部旧址，沈砚之下马进去，参谋人员已经把桌椅板凳擦出来了，墙上挂起赣中一带的军事地图。他站在地图前面看了不到五分钟，周怀远推门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封电报。
“总指挥，南京那边来电，何应钦、白崇禧他们已经过了芜湖，正向当涂推进。总部命令我们部沿南浔铁路北上，配合东路军夹击孙传芳残部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接过来看了两遍，问了一句：“总部还说什么了？”
周怀远犹豫了一下：“总部还问——我们部在南昌休整期间，有没有‘越轨行为’。”
“什么叫越轨行为？”
“电报原话是‘有无擅自委任地方官吏、擅自截留税款、擅自收编地方武装等情事’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往桌上一搁，没发火，但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。这两下敲得轻，但周怀远跟他跟了快十年，知道这两下是什么意思。
“南昌城是我沈砚之打下来的，打下来之后城里粮仓被乱兵抢了三天，孙传芳的人跑了没人管，商会自己凑了维持会出来发粮食。我不委任地方官，维持会的人跑了谁管？税款截留更是扯淡——进城第二天我就把税务局封了，账册全交到总部财经委员会的人手里，他们自己还没来接收，倒先问起我截没截留。”
“那总部的意思——”
“总部的意思不是问我们有没有干这些事，是有人提醒总部要盯着我们这支‘杂牌军’。”沈砚之把电报折起来塞进抽屉，“回电，就说南昌已克，守军残部向鄱阳湖方向溃退，我部拟休整三日后沿南浔线北上。别的不用多说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要走，沈砚之又把他叫住了：“怀远，你顺便打听一件事——总部里最近谁在管‘军纪督察’这一摊？”
“听说是王柏龄。”
“王柏龄。”沈砚之把这个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王柏龄是蒋介石的亲信，北伐军总司令部里的实权人物之一，管军纪督察，说白了就是替蒋盯着各路杂牌部队的“眼线”。沈砚之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授的是“暂编第十九师”的番号，师长是他自己，但归东路军指挥，东路军的总指挥是何应钦，何应钦跟蒋的关系又近得很。
“怀远，你去查一查，王柏龄最近有没有派人到南昌来。查到了别打草惊蛇，先摸清来的是谁，住哪，跟什么人接触。”
周怀远领命出去了。
沈砚之一个人在屋里站了一会儿，把地图重新看了一遍。南浔铁路从南昌到九江，是赣北的交通动脉，孙传芳的部队在九江还留着不少兵力，据可靠情报，有四个师番号的残部退到了九江外围的姑塘和湖口一带。总部命令他沿南浔线北上，明面上是配合东路军夹击孙传芳，实际上还有一层用意——把孙传芳从九江赶过长江去，把赣北全部拿下，好让蒋的嫡系部队从江西腾出手来东进浙江。
这本身没什么问题，北伐打孙传芳是既定方略，沈砚之没打算挑刺。但电报里那句“越轨行为”让他心里不太踏实。北伐军从广东出发的时候，各部队的粮饷都是总部统一拨付，弹药也是按基数配给。但打到了江西境内，部队扩编快，新兵多，总部的补给跟不上，很多部队就地筹粮、就地收编地方武装，这是明摆着的事，谁也没比谁干净。王柏龄偏偏这个时候盯着他这支“暂编”部队，要说背后没人授意，他是不信的。
第二天下午，周怀远来回话，说查到了：王柏龄确实派了个人到南昌来，姓龚，叫龚伯循，挂的职是“总司令部军纪督察组第三组组长”，三天前到的，住在城东一家叫“青云客栈”的地方，包了一个小院。这个人到了南昌之后没找沈砚之的部队，也没去城防司令部，先找了南昌商会的几个头面人物吃饭，又找了几个原来孙传芳手底下投诚过来的地方军官喝茶。
“他找这些人干什么？”沈砚之问。
“听商会的刘会长说，龚伯循吃饭的时候问了三件事：第一，沈砚之进城之后有没有向商会摊派军饷；第二，有没有纵容士兵扰民；第三，有没有私底下委任什么人当南昌县长。”
“你怎么跟刘会长说的？”
“我没出面，让政治部的人去打听的。刘会长说，他当着龚伯循的面把咱们夸了一通，说沈总指挥进城之后秋毫无犯，商民感激。但龚伯循听完之后笑了笑，说了一句‘刘会长别光说好话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总部就是来听实话的’。”
沈砚之听完，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。龚伯循问的这三件事，每一件都能做文章——摊派军饷可以写成“擅自征敛”，纵容士兵扰民可以写成“治军不严”，委任县长可以写成“侵夺地方行政权”。三件事单独拎出来哪一件都不算大，但攒到一起往总部一递，就能凑成一条“该部在赣期间行为失当、有违军纪”的结论。结论一旦有了，下一步就是“整编”或者“调离”。
“怀远，龚伯循跟哪些投诚的军官喝了茶？”
“主要是一个叫马福堂的。马福堂原来是孙传芳部下的一个团长，在丰城被咱们俘虏的，俘虏之后表示愿意投诚，现在在城防司令部帮着维持治安。他手底下还有两百多号人，没编入咱们的战斗序列，暂时放在城防司令部名下。”
“这个马福堂跟龚伯循说了什么？”
“具体不知道，但马福堂从青云客栈出来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去找了咱们政治部的刘主任，说他‘想正式编入革命军序列，不想再挂着城防司令部的临时名义’。”
沈砚之听到这里，眉头动了一下：“马福堂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“打仗有两下子，但人滑头。在孙传芳手底下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‘三面光’，哪边硬往哪边倒。他手底下那两百多人成分也复杂，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。”
“先别急着给他正式番号。你跟他说，编入序列的事要报总部审批，让他先安心在城防司令部干着，等总部批下来再说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走了。沈砚之把抽屉里那封电报又拿出来看了一遍，然后从公文包里翻出一本硬壳笔记本，翻到其中一页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从北伐开始到现在，他打过的每一仗、缴获了多少枪、收编了多少人、上缴了多少、自留了多少。这本账是他从广东出发之前就养成的习惯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，谁来查都不怕。
但账不怕查，人却怕被惦记。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之后，各部队之间的关系微妙得很。蒋的嫡系部队要扩张，杂牌部队要收编，谁手里的兵多枪多，谁说话就硬气。他这支“暂编第十九师”从出发时的三千多人打到现在将近八千人，枪多了，人多了，在蒋的嫡系眼里，这就是一块肥肉，早晚有人要伸手。
二月二十二号，龚伯循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他是在沈砚之的临时指挥部里见的。龚伯循四十来岁，瘦高个儿，穿一身藏青呢子军服，领章上是上校衔，说话带着点湖南口音。进门先敬了个礼，态度客气得很，说“沈总指挥辛苦了，总座派我来看看部队的实际情况，有什么困难总部好帮忙解决”。
沈砚之让人上了茶，请他坐下，笑着说：“龚组长来南昌好几天了，我这边一直忙，没顾上请你吃饭，失礼得很。”
“哪里哪里，沈总指挥军务繁忙，卑职不敢打扰。”龚伯循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，“卑职这几天在南昌城里转了转，跟商会的人聊了聊，也跟几个地方上的同志谈了谈。大家都说沈总指挥治军有方，进城之后秋毫无犯，南昌商民感激得很。”
“过奖。当兵的打仗，老百姓种地，各安其位罢了。”
“不过——”龚伯循把茶杯搁下，话锋一转，“卑职也听到一些反映，说咱们部队在丰城和樟树一带收编了不少地方武装，其中有些人的底子不太干净。总座的意思是，北伐大业未成，部队扩编是好事，但收编的人要甄别，不能什么人都往队伍里塞。万一混进来几个孙传芳的奸细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。”
沈砚之听完，脸上笑容没变：“龚组长说得对，甄别的事我一直在做。丰城和樟树收编的人一共六百多，政治部已经筛过一遍，筛掉了两百多个，剩下的四百来号人都是正经农民出身，没有抽大烟的，没有当过土匪的，个个有保人。龚组长要不要我把甄别名册调出来给你过目？”
“那倒不用不用，卑职只是提醒一声。”龚伯循连忙摆手，又笑了笑，“还有一件事——马福堂那个团，卑职听说沈总指挥一直没给正式番号？”
“在走程序。报总部了，批下来就编。”
“卑职来之前，总座提了一句，说马福堂这个人虽然以前跟过孙传芳，但投诚之后表现不错，可以给个机会。卑职看是不是这样——总部这边出一份委任状，正式委任马福堂为‘赣北独立第一团’团长，归沈总指挥节制，但番号和粮饷由总部直接拨付。这样既给了马福堂一个正式名分，也减轻了沈总指挥这边的补给压力。您看怎么样？”
沈砚之端起茶杯，慢悠悠地喝了一口。龚伯循这话说得客气，意思却很明白：马福堂那两百多号人，总部要直接抓在手里，名义上归你节制，实际上粮饷由总部发，人事由总部管。这跟从他手里挖走一块肉没什么区别。
“总座考虑得周到。”沈砚之把茶杯搁下，语气平和，“马福堂这个团本来就是赣北的地方武装，总部直接委任番号合情合理。不过我这边有个小小的建议——马福堂的人现在还在城防司令部名下维持南昌治安，突然改成总部直辖，下面的士兵怕是会多想。卑职看是不是这样：先让马福堂来我这儿一趟，我跟他把总部的意思说清楚，让他有个准备，然后再由龚组长出面宣布委任状，这样更稳妥些。”
龚伯循想了想，点了头：“沈总指挥考虑得细致，那就这么办。”
龚伯循走了之后，沈砚之把周怀远叫进来：“你去查一查马福堂最近跟青云客栈那边除了喝茶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来往。另外，你派人盯着马福堂手底下那几个营长，看他们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调动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，又问：“总指挥，那个马福堂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”
“先看他来不来。”沈砚之把桌上的文件收了收，“他要是来了，说明心里没鬼。他要是不来，直接跟龚伯循的人接了头，那这个人就不能留了。”
马福堂是第二天上午来的。
进门敬了礼，腰弯得挺深，脸上堆着笑：“总指挥召唤，卑职不敢怠慢。”
沈砚之让他坐下，把龚伯循的来意原原本本跟他说了，语气不冷不热：“总部要直接委你当赣北独立第一团的团长，番号和粮饷都由总部管。这是好事，总座看得起你。你自己是什么想法？”
马福堂脸上的笑僵了一瞬，随即又堆回来了：“卑职听总指挥的安排。总指挥说怎么办，卑职就怎么办。”
“我问的是你自己的想法。”
马福堂沉默了几秒，忽然站起来，把帽子摘了攥在手里，腰弯得更低了些：“总指挥，卑职跟您说实话——龚组长前天找卑职喝茶的时候提过这个事，卑职当时没敢应。卑职手底下那两百多号人，有一大半是跟着卑职从丰城一路收拢过来的，他们信卑职，是因为卑职跟他们说‘沈总指挥是正经革命军，跟着沈总指挥有饭吃’。这要是突然改成总部直辖，兄弟们心里没底。”
沈砚之看着他，没说话。
马福堂又补了一句：“卑职跟龚组长说了，这事得先问沈总指挥的意思。龚组长说‘那你先去问’。卑职就来了。”
沈砚之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放下之后问了一句：“马福堂，你手底下那个三营长，叫什么来着——周大柱？”
“是，周大柱。”
“周大柱前天晚上去了趟青云客栈，跟龚伯循手底下一个姓赵的副官见了一面。这事你知道吗？”
马福堂的脸色变了一下，随即咬了咬牙：“卑职知道。周大柱回来跟卑职说了。龚组长那边私下找了他，说只要他愿意把三营拉出去单独编一个连，直接归总部调遣，就给周大柱一个少校营长。周大柱没答应，回来跟卑职说了。卑职正想找机会跟总指挥汇报这事。”
沈砚之盯着马福堂看了好几秒。马福堂额头上冒了一层细汗，但眼神没闪。
“行了，你坐下吧。”沈砚之把语气缓和下来，“龚伯循那个人，是替总部办事的，他挖你的人，是他的本分，我不怪他。但你得清楚一件事——你手底下两百多号人，现在能安安稳稳在南昌城里维持治安，是因为你站在革命军这边。你要是被龚伯循拉过去，编成什么‘独立第一团’，粮饷从总部走，看着是好事，但总部那边管粮饷的人认不认你，认你几个月，都是人家说了算。到时候人家卡你一下，你连饭都吃不上，还得回来找我。”
马福堂连连点头：“总指挥说得是，卑职心里有数。”
“你有数就好。回去跟周大柱说，少校营长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他跟着你投诚过来，就是革命军的人，该给的官会给，不用偷偷摸摸跟外人谈。”
马福堂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周怀远等门关上之后问沈砚之：“总指挥，你真打算给周大柱一个少校？”
“给。一个少校营长换马福堂一个团的忠心，划算。”沈砚之把笔记本翻到空白页，拿钢笔写了几行字，“但周大柱这个人不能再放在三营了。你把他调出来，编到警卫连当连长，放在我跟前。他用得好是个尖刀，用不好是个雷，搁眼皮底下最保险。”
处理完马福堂的事，沈砚之以为龚伯循那边能消停几天。没想到第三天下午，政治部的刘主任来报，说龚伯循在南昌商会的例行茶话会上放了一炮，说“有些部队在地方上搞独立王国，委任官吏、截留税款，总部三令五申要统一财政、统一人事，就是有人不听”。在场的除了商会的人，还有几个记者，其中有一个是《民国日报》驻赣的通讯员。
沈砚之听完，问刘主任：“他点名了没有？”
“没点名，但谁都知道他说的是谁。南昌城里现在驻军就咱们一家，他说的‘有些部队’还能是谁？”
沈砚之把刘主任打发走了之后，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半个钟头。然后他拿出信纸，给程振邦写了一封信。程振邦在第四军，这时候驻扎在武汉外围，跟沈砚之一直保持着通信。信写得很短：
“振邦兄如晤：南昌已下，赣北指日可定。然总部派员来赣，名为督察军纪，实为收编旁系。龚某其人，反复试探，先诱我部属，再放舆论，其意不在军纪而在兵权。弟自问行事无愧，然树大招风，不得不防。兄在武汉，若闻总部对赣事有新的安排，望速告。另，马福堂事已妥处，此人可用而不可信，弟自有分寸。砚之。”
信写完之后用火漆封了，交给机要参谋当密件发出去。
二月二十六号，沈砚之接到总部正式命令：暂编第十九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师，归东路军节制，克日沿南浔线北上，攻取九江。命令末尾附了一行手写的批示：“该师在赣期间收编之地方武装，着即造册具报，听候总部派员点验。”
沈砚之把命令看了一遍，递给周怀远：“通知各团，明天开拔。马福堂那个团留一个营在南昌维持治安，剩下的人跟着走。点验的事，让政治部把名册整理好了送到总部去，他们爱怎么点怎么点。”
周怀远问：“龚伯循那边——”
“他爱跟着就跟着。到了九江，仗打起来，他要是还能挑出毛病来，我跟他姓。”
队伍开拔那天早上，南昌城飘着毛毛雨。沈砚之骑着马从章江门出去，回头看了一眼城楼。城楼上“南昌”两个字被雨淋得发亮，城门口挤着看热闹的老百姓，有人喊了一嗓子“沈总指挥打胜仗”，他冲人群拱了拱手，催马走了。
走出半里地，周怀远跟上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龚伯循没跟着走。他留在南昌了，说是‘另有公务’。”
沈砚之笑了一声：“他留下正好。南昌城里现在只剩马福堂一个营，让他慢慢点验去。”
“万一他拉拢马福堂呢？”
“马福堂我跟他谈过了，这个人滑头归滑头，但脑子清楚。龚伯循给他个空头团长，我给他的是实打实的番号和粮饷，他分得清哪头重哪头轻。”
雨越下越密，队伍沿着南浔铁路往北走，铁路两边的田野里油菜刚抽薹，绿油油的一片。沈砚之骑在马上，脑子里转的是九江那边的敌情——孙传芳在姑塘和湖口还有四个师的残部，虽然士气不高，但据险而守，硬啃要费点牙口。更让他不踏实的是，龚伯循留在南昌这件事本身就透着古怪，一个督察组长不跟着部队走，留在后方，要么是另有任务，要么就是等着抓他的把柄。
但眼下顾不上这些了。九江打下来，赣北就全在革命军手里，到时候谁想动他这支队伍，也得先掂量掂量。
他催马往前赶了两步，对周怀远说了一句：“到了九江，先打姑塘，再打湖口。姑塘那边有个制高点叫猪头山，你让侦察连提前摸一摸地形，看看从哪面攻上去最省劲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。队伍在雨里继续往北走，脚步声和马蹄声混在一起，被雨声压下去大半。沈砚之把帽檐往下压了压，心里盘算着到了九江之后怎么用三天时间把仗打完，然后回头再来收拾南昌城里那个龚伯循。
（本章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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