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581章 南昌炮声刚落兄弟要分家
南昌城是八月里打下来的。
沈砚之的部队从德安方向压过来的时候，守军孙传芳部一个师缩在城里不敢出来，城墙上的机枪架了三层，护城河外围拉了铁丝网，铁丝网上挂满了空罐头盒子，夜里有人摸过去就叮当乱响。沈砚之围着城转了两天，拿望远镜把城墙根底下看了个遍，最后跟程振邦的老部下韩铁生说：“不打城。打他屁股后头的补给线。”
韩铁生带着两个团绕到南昌南面，三天之内截了孙传芳两批弹药、一列粮车。城里的守军撑了不到七天就开始往外放老百姓——放出来的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，蹲在城门口哭，说里头连马料都吃光了。第八天凌晨，守军从北门突围，沈砚之早料着这一手，北门外两里地的稻田里埋伏了三个团，等突围的人过了河走到半当中突然开火，打了半个钟头，守军扔了枪满田埂跑。
南昌城头换了旗。
沈砚之进城那天，脚下踩着一层碎砖烂瓦，街上连个像样的店面都没剩几家。老百姓躲在门板后面往外瞅，瞅见这帮当兵的扛着红旗、穿得灰扑扑的、脚上蹬着草鞋，有人大着胆子出来问：“你们是哪部分的？”
“国民革命军。”沈砚之把马缰绳递给勤务兵，蹲下来跟那老头说，“老伯，城里还有粮食没有？”
老头愣了一下，扭头往巷子里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开门的！开门的！是革命军！不抢东西的！”
韩铁生站在旁边，把军帽摘下来擦汗，擦完往头上一扣，嘴里嘟囔：“打了半个月，总算进了个像样的城。军长，今晚能不能找个澡堂子泡一泡？身上都馊了。”
“先把城防布好，伤员安置了，粮仓清点了，再说洗澡的事。”沈砚之抬脚往城里走，走了两步又回头，“对了，给程振邦留的位子——把指挥部正堂那面墙上的挂图取下来，换一幅新的南昌城防图。旧的带回南京去。”
韩铁生不吭声了。程振邦牺牲快半年了，沈砚之走到哪儿都留着他的位子——指挥部里挂一张副军长的椅子，吃饭的时候桌上摆一副空碗筷。底下人开始觉得别扭，后来看习惯了，再后来有人私底下说“军长这是把老程当活人待”。沈砚之听见了也不恼，只说了句：“他活着的时候替我挡了一枪，死了替他留个座，不算多。”
进了城第三天，麻烦来了。
先是武汉那边来了个电报，满纸的公文腔调，大意是“宁汉两方对北伐战略出现分歧，请各部原地待命，听候武汉政府统一调遣”。电报底下盖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红戳子。沈砚之看了两遍，把电报搁在桌上没吭声。
隔了一天，南京又来了一封，这回是蒋介石亲自署名的电报，语气热络得不像公事：“砚之兄克复南昌，厥功至伟。中正已备薄酒，盼兄来宁一叙。另有一事相商，望兄拨冗。”后头附了份名单，列着“清党”期间从国民革命军里“清除”出去的地下党籍军官，要求各军“参照办理”。
沈砚之把两封电报并排搁在桌上，看了足足一炷香的工夫。韩铁生站在旁边等得腿都酸了，忍不住问：“军长，怎么回？”
“先不回。”沈砚之把两封电报叠起来锁进抽屉里，“你去把政治部的柳主任叫来。”
柳主任叫柳伯钧，是军里的政治部主任，也是地下党员——北伐军里像他这样的人不少，国民革命军各军政治部差不多都有地下党人主持工作。柳伯钧进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半截粉笔，他正在给部队办识字班，袖口上沾了粉笔灰。
“柳主任，南昌城里的工会、农会、学生会，现在是谁在管？”
“工会刚恢复起来，负责人叫熊大昌，原来是南昌铁路工厂的钳工。农会在城郊，负责人姓周，是个种田的老把式。学生会最活跃，南昌一中的学生娃，领头的是个女学生叫傅玉珍。”柳伯钧一口气说完，又补了一句，“都是这半个月里新搭起来的架子，人没问题，就是缺经验。”
沈砚之点了点头：“你帮我办件事——明天上午，把这三拨人请到指挥部来，我请他们吃饭。菜不用好，管饱就行。”
柳伯钧愣了一下：“请他们吃饭？军长，现在外头风声紧得很，武汉跟南京眼看着要分家，您这时候跟工农团体走得近——”
“我就是因为风声紧才要请他们。”沈砚之站起来，走到窗户跟前，外头院子里勤务兵正拿水管子冲地上的马粪，“柳主任，你也是老党员了。我问你一句话——北伐打到现在，我们死了多少人？”
“军里报上来的数字，阵亡一千七百多，伤三千出头。”
“这一千七百人里头，有几个是地主老财的儿子？有几个是银行家的少爷？有几个是当官的儿子？”沈砚之转过身来，看着柳伯钧，“大部分是农民的儿子、工人的儿子。他们在前头拿命换下来的城，后头有人要分家，分家之前还想着把跟着我们一路打过来的工农团体一刀切掉——你觉得我该站哪边？”
柳伯钧沉默了几秒，忽然笑了一下：“军长，你这番话，我能不能跟底下的人说？”
“能说。但别往外传。咱们军里自己知道就行。”
第二天中午，指挥部后院的石榴树底下摆了两张八仙桌。熊大昌来了，三十来岁的铁匠，胳膊比韩铁生的大腿还粗，坐下来先把桌上的茶壶拎起来灌了半壶，抹了把嘴说：“沈军长，你打南昌城的时候，我们工会在城里组织纠察队护着电厂和水厂，没让溃兵给炸了。这事你知不知道？”
“知道。韩铁生跟我说了，要不是电厂保住了，咱们进城头三天都得摸黑。”
熊大昌咧着嘴笑，拿手指头敲桌子：“那好，我跟你说个事——孙传芳撤走之前留了一手，在城南青云谱仓库里藏了八千支枪，拿稻草盖着，说是‘民用物资’。我们纠察队前天摸进去看了一眼，真是枪。这事我们工会自己吃不下，得你派兵去接收。”
沈砚之扭头看韩铁生。韩铁生把筷子往桌上一搁：“我下午带人去。”
农会的老周是个干巴老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坐下来先给沈砚之递了一袋旱烟：“军长，抽烟。我自己种的，不比你们当官的纸烟差。”沈砚之接过来卷了一根，点上抽了一口，呛得直咳嗽，老周乐得直拍大腿。笑完了老周说正事：“城郊七个乡，今年早稻收成不好，挨着城的几个村被溃兵抢过一轮，种子粮都给翻走了。你要是不管，明年开春这几个村的地就得荒一半。”
“管。你回去统计一下缺多少种子粮，我让军需处从缴获里头拨。”
老周把旱烟袋往桌上一磕：“痛快。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打交道——不绕弯子。”
学生会那个傅玉珍最后开口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，剪个齐耳短发，说话跟连珠炮似的：“沈军长，我们学生会办了个平民夜校，教工人和城郊农民识字，现在缺课本、缺粉笔、缺灯油。能不能从军费里拨一点？”
沈砚之笑了：“军费里没有灯油这一项。不过我私人给你出一笔钱，够你买一个月的粉笔和灯油。一个月之后你拿着夜校的成绩单来找我，成绩单上要是有三十个工人能写自己的名字，下个月的钱我接着出。”
傅玉珍眼睛亮了：“三十个？我给你教出六十个！”
这顿饭吃完，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似的在南昌城里传开了——新来的沈军长跟工会农会学生会的坐一桌吃饭，还给拨枪拨粮拨钱。老百姓听了心里踏实，可有人听了不踏实。
当天晚上，南京方面安插在军里的联络参谋何竞先就找上门来了。何竞先是黄埔三期的，名义上是军部参谋，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在各军里的眼线。他敲开沈砚之的门，满脸堆笑：“军长，南京来电问咱们军里清党的事办得怎么样了。兄弟我好回话。”
沈砚之正就着油灯看地图，头也没抬：“清什么党？”
“就是……名单上那些人。政治部柳伯钧、一团指导员陈立平、还有几个营连级的政工干部，名单上都有名字。”
沈砚之把铅笔往地图上一搁，抬起头来。何竞先被他看得后脖颈子发凉，笑容僵在脸上。沈砚之慢慢开口：“何参谋，你是黄埔几期的？”
“三期的，军长。”
“三期那会儿，我在讲武堂。你们黄埔的学生军东征陈炯明的时候，我带着部队在粤北打策应。那一仗死了多少黄埔学生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何竞先脸色变了：“记得。军长，这跟清党——”
“那一仗死的人里头，有国民党员，有个地下党员，死的时候都穿着一样的军装。打惠州的时候，地下党员冲在最前面，陈炯明的人拿机枪往下扫，第一个爬上城墙倒下的那个连长叫什么来着——叫曹渊，是个地下党员。何参谋，你让我现在把军里这些地下党员清出去，你猜底下当兵的会怎么想？”
何竞先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
“你给南京回电，就说——南昌刚克复，部队正在整补，清党事宜暂缓办理。等整补完了再说。”沈砚之重新拿起铅笔，低头看图，“另外你加一句，就说我沈砚之说的——北伐还没打完，孙传芳在江北还有几个师，这时候在内部搞清党，等于给敌人送枪。要清，打完仗再清。”
何竞先讪讪地走了。韩铁生从隔壁屋探出脑袋来：“军长，你这番话传回南京，老头子怕是要骂娘。”
“骂就骂。他骂他的，我打我的。”沈砚之把铅笔往桌上一拍，“明天你去青云谱把那八千支枪提出来，编一个补充团。另外，让柳伯钧把政治部的摊子扩大——原来一个政治部不够，设三个科：组织科、宣传科、民运科。民运科就让熊大昌和老周挂名当副科长，傅玉珍当干事。”
韩铁生嘿嘿笑了两声：“军长，你这是明着跟南京对着干啊。”
“我这是明着跟孙传芳对着干。”沈砚之把地图一卷，“谁想分家，等把外头的敌人打完了再分。现在分，就是给敌人递刀子。”
何竞先的电报发回南京之后，蒋介石那边沉默了好几天。可武汉方面却来劲了——武汉政府派了个特使到南昌，揣着汪精卫的亲笔信，让沈砚之“旗帜鲜明地站在武汉方面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”。特使姓白，是个能说会道的政客，在指挥部里坐了一个下午，从“革命正统”讲到“党纪国法”，满嘴都是大词。
沈砚之给他续了三回茶，最后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打断他：“白先生，我问你一句话——武汉政府手里有多少兵？”
白特使噎了一下：“这个……国民革命军大部分都在武汉政府节制之下……”
“直接归武汉政府调遣的有几个军？”
白特使掰着手指头数了数：“张发奎的第四军、唐生智的第八军、还有……”
“张发奎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在……在九江。”
“唐生智呢？”
“在……在武汉。”
沈砚之把茶杯搁下来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孙传芳在江北还有五个师。我这儿离南京不到四百里地，离武汉一千多里。你让我站武汉，武汉的兵能过来替我守南昌？还是说，你打算让孙传芳替我守？”
白特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把汪精卫的信收进皮包，干笑两声：“军长再考虑考虑，不急，不急。”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，步子比进来时快了一倍。
韩铁生站在门口送客，等白特使走远了，回头冲沈砚之竖了个大拇指：“军长，你这一竿子把武汉也得罪了。”
“我没得罪谁。我说的是实话——谁把兵拉过来替我挡孙传芳，我听谁的。光拿嘴说革命，不拿兵来，那就别怪我说话不好听。”
韩铁生乐了：“那要是南京和武汉都恼了，不给咱发饷怎么办？”
沈砚之从抽屉里翻出熊大昌送来的那张青云谱仓库的枪支清册，拿手指头弹了弹纸面：“八千支枪，够我编两个团。南昌城里的电厂、水厂、铁路工厂都归工会管着，咱们自己印票子自己花。他南京不发饷，我找熊大昌借。他武汉不给粮，我找老周赊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
韩铁生愣了半天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军长，你这个人——打仗是把好手，搞钱也是一把好手。”
“少拍马屁。明天带人去青云谱提枪。提完了把城郊那七个乡的种子粮拨下去。另外——”沈砚之低头在纸上写了个条子，“帮我给上海发个电报，找一家印刷厂印一批夜校课本，钱从我私人账上走。”
韩铁生接过条子看了一眼：“军长，你私人账上还有多少钱？”
“不多了。上回给阵亡弟兄家里寄抚恤金，寄出去大半。”
韩铁生把条子揣兜里，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：“军长，程副军长要是还在，他准得说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准说——‘沈砚之这个人，给他一个团他能打一个师，给他一个师他能折腾出一个天下’。”
沈砚之看着韩铁生关上门的背影，忽然笑了一下。笑完了低头继续看图，铅笔尖在南昌城北面的防线上画了一道又一道。
外头南昌城里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——是老百姓在庆祝光复。鞭炮声里混着傅玉珍在夜校上课的声音，她在教工人们念：“工人——农民——联合——起来——”
沈砚之搁下铅笔听了一会儿，把油灯捻亮了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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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铁生带着两个团绕到南昌南面，三天之内截了孙传芳两批弹药、一列粮车。城里的守军撑了不到七天就开始往外放老百姓——放出来的人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，蹲在城门口哭，说里头连马料都吃光了。第八天凌晨，守军从北门突围，沈砚之早料着这一手，北门外两里地的稻田里埋伏了三个团，等突围的人过了河走到半当中突然开火，打了半个钟头，守军扔了枪满田埂跑。
南昌城头换了旗。
沈砚之进城那天，脚下踩着一层碎砖烂瓦，街上连个像样的店面都没剩几家。老百姓躲在门板后面往外瞅，瞅见这帮当兵的扛着红旗、穿得灰扑扑的、脚上蹬着草鞋，有人大着胆子出来问：“你们是哪部分的？”
“国民革命军。”沈砚之把马缰绳递给勤务兵，蹲下来跟那老头说，“老伯，城里还有粮食没有？”
老头愣了一下，扭头往巷子里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开门的！开门的！是革命军！不抢东西的！”
韩铁生站在旁边，把军帽摘下来擦汗，擦完往头上一扣，嘴里嘟囔：“打了半个月，总算进了个像样的城。军长，今晚能不能找个澡堂子泡一泡？身上都馊了。”
“先把城防布好，伤员安置了，粮仓清点了，再说洗澡的事。”沈砚之抬脚往城里走，走了两步又回头，“对了，给程振邦留的位子——把指挥部正堂那面墙上的挂图取下来，换一幅新的南昌城防图。旧的带回南京去。”
韩铁生不吭声了。程振邦牺牲快半年了，沈砚之走到哪儿都留着他的位子——指挥部里挂一张副军长的椅子，吃饭的时候桌上摆一副空碗筷。底下人开始觉得别扭，后来看习惯了，再后来有人私底下说“军长这是把老程当活人待”。沈砚之听见了也不恼，只说了句：“他活着的时候替我挡了一枪，死了替他留个座，不算多。”
进了城第三天，麻烦来了。
先是武汉那边来了个电报，满纸的公文腔调，大意是“宁汉两方对北伐战略出现分歧，请各部原地待命，听候武汉政府统一调遣”。电报底下盖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红戳子。沈砚之看了两遍，把电报搁在桌上没吭声。
隔了一天，南京又来了一封，这回是蒋介石亲自署名的电报，语气热络得不像公事：“砚之兄克复南昌，厥功至伟。中正已备薄酒，盼兄来宁一叙。另有一事相商，望兄拨冗。”后头附了份名单，列着“清党”期间从国民革命军里“清除”出去的地下党籍军官，要求各军“参照办理”。
沈砚之把两封电报并排搁在桌上，看了足足一炷香的工夫。韩铁生站在旁边等得腿都酸了，忍不住问：“军长，怎么回？”
“先不回。”沈砚之把两封电报叠起来锁进抽屉里，“你去把政治部的柳主任叫来。”
柳主任叫柳伯钧，是军里的政治部主任，也是地下党员——北伐军里像他这样的人不少，国民革命军各军政治部差不多都有地下党人主持工作。柳伯钧进来的时候手里还拿着半截粉笔，他正在给部队办识字班，袖口上沾了粉笔灰。
“柳主任，南昌城里的工会、农会、学生会，现在是谁在管？”
“工会刚恢复起来，负责人叫熊大昌，原来是南昌铁路工厂的钳工。农会在城郊，负责人姓周，是个种田的老把式。学生会最活跃，南昌一中的学生娃，领头的是个女学生叫傅玉珍。”柳伯钧一口气说完，又补了一句，“都是这半个月里新搭起来的架子，人没问题，就是缺经验。”
沈砚之点了点头：“你帮我办件事——明天上午，把这三拨人请到指挥部来，我请他们吃饭。菜不用好，管饱就行。”
柳伯钧愣了一下：“请他们吃饭？军长，现在外头风声紧得很，武汉跟南京眼看着要分家，您这时候跟工农团体走得近——”
“我就是因为风声紧才要请他们。”沈砚之站起来，走到窗户跟前，外头院子里勤务兵正拿水管子冲地上的马粪，“柳主任，你也是老党员了。我问你一句话——北伐打到现在，我们死了多少人？”
“军里报上来的数字，阵亡一千七百多，伤三千出头。”
“这一千七百人里头，有几个是地主老财的儿子？有几个是银行家的少爷？有几个是当官的儿子？”沈砚之转过身来，看着柳伯钧，“大部分是农民的儿子、工人的儿子。他们在前头拿命换下来的城，后头有人要分家，分家之前还想着把跟着我们一路打过来的工农团体一刀切掉——你觉得我该站哪边？”
柳伯钧沉默了几秒，忽然笑了一下：“军长，你这番话，我能不能跟底下的人说？”
“能说。但别往外传。咱们军里自己知道就行。”
第二天中午，指挥部后院的石榴树底下摆了两张八仙桌。熊大昌来了，三十来岁的铁匠，胳膊比韩铁生的大腿还粗，坐下来先把桌上的茶壶拎起来灌了半壶，抹了把嘴说：“沈军长，你打南昌城的时候，我们工会在城里组织纠察队护着电厂和水厂，没让溃兵给炸了。这事你知不知道？”
“知道。韩铁生跟我说了，要不是电厂保住了，咱们进城头三天都得摸黑。”
熊大昌咧着嘴笑，拿手指头敲桌子：“那好，我跟你说个事——孙传芳撤走之前留了一手，在城南青云谱仓库里藏了八千支枪，拿稻草盖着，说是‘民用物资’。我们纠察队前天摸进去看了一眼，真是枪。这事我们工会自己吃不下，得你派兵去接收。”
沈砚之扭头看韩铁生。韩铁生把筷子往桌上一搁：“我下午带人去。”
农会的老周是个干巴老头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坐下来先给沈砚之递了一袋旱烟：“军长，抽烟。我自己种的，不比你们当官的纸烟差。”沈砚之接过来卷了一根，点上抽了一口，呛得直咳嗽，老周乐得直拍大腿。笑完了老周说正事：“城郊七个乡，今年早稻收成不好，挨着城的几个村被溃兵抢过一轮，种子粮都给翻走了。你要是不管，明年开春这几个村的地就得荒一半。”
“管。你回去统计一下缺多少种子粮，我让军需处从缴获里头拨。”
老周把旱烟袋往桌上一磕：“痛快。我就喜欢跟你这样的打交道——不绕弯子。”
学生会那个傅玉珍最后开口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，剪个齐耳短发，说话跟连珠炮似的：“沈军长，我们学生会办了个平民夜校，教工人和城郊农民识字，现在缺课本、缺粉笔、缺灯油。能不能从军费里拨一点？”
沈砚之笑了：“军费里没有灯油这一项。不过我私人给你出一笔钱，够你买一个月的粉笔和灯油。一个月之后你拿着夜校的成绩单来找我，成绩单上要是有三十个工人能写自己的名字，下个月的钱我接着出。”
傅玉珍眼睛亮了：“三十个？我给你教出六十个！”
这顿饭吃完，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似的在南昌城里传开了——新来的沈军长跟工会农会学生会的坐一桌吃饭，还给拨枪拨粮拨钱。老百姓听了心里踏实，可有人听了不踏实。
当天晚上，南京方面安插在军里的联络参谋何竞先就找上门来了。何竞先是黄埔三期的，名义上是军部参谋，实际上是蒋介石派在各军里的眼线。他敲开沈砚之的门，满脸堆笑：“军长，南京来电问咱们军里清党的事办得怎么样了。兄弟我好回话。”
沈砚之正就着油灯看地图，头也没抬：“清什么党？”
“就是……名单上那些人。政治部柳伯钧、一团指导员陈立平、还有几个营连级的政工干部，名单上都有名字。”
沈砚之把铅笔往地图上一搁，抬起头来。何竞先被他看得后脖颈子发凉，笑容僵在脸上。沈砚之慢慢开口：“何参谋，你是黄埔几期的？”
“三期的，军长。”
“三期那会儿，我在讲武堂。你们黄埔的学生军东征陈炯明的时候，我带着部队在粤北打策应。那一仗死了多少黄埔学生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何竞先脸色变了：“记得。军长，这跟清党——”
“那一仗死的人里头，有国民党员，有个地下党员，死的时候都穿着一样的军装。打惠州的时候，地下党员冲在最前面，陈炯明的人拿机枪往下扫，第一个爬上城墙倒下的那个连长叫什么来着——叫曹渊，是个地下党员。何参谋，你让我现在把军里这些地下党员清出去，你猜底下当兵的会怎么想？”
何竞先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
“你给南京回电，就说——南昌刚克复，部队正在整补，清党事宜暂缓办理。等整补完了再说。”沈砚之重新拿起铅笔，低头看图，“另外你加一句，就说我沈砚之说的——北伐还没打完，孙传芳在江北还有几个师，这时候在内部搞清党，等于给敌人送枪。要清，打完仗再清。”
何竞先讪讪地走了。韩铁生从隔壁屋探出脑袋来：“军长，你这番话传回南京，老头子怕是要骂娘。”
“骂就骂。他骂他的，我打我的。”沈砚之把铅笔往桌上一拍，“明天你去青云谱把那八千支枪提出来，编一个补充团。另外，让柳伯钧把政治部的摊子扩大——原来一个政治部不够，设三个科：组织科、宣传科、民运科。民运科就让熊大昌和老周挂名当副科长，傅玉珍当干事。”
韩铁生嘿嘿笑了两声：“军长，你这是明着跟南京对着干啊。”
“我这是明着跟孙传芳对着干。”沈砚之把地图一卷，“谁想分家，等把外头的敌人打完了再分。现在分，就是给敌人递刀子。”
何竞先的电报发回南京之后，蒋介石那边沉默了好几天。可武汉方面却来劲了——武汉政府派了个特使到南昌，揣着汪精卫的亲笔信，让沈砚之“旗帜鲜明地站在武汉方面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”。特使姓白，是个能说会道的政客，在指挥部里坐了一个下午，从“革命正统”讲到“党纪国法”，满嘴都是大词。
沈砚之给他续了三回茶，最后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打断他：“白先生，我问你一句话——武汉政府手里有多少兵？”
白特使噎了一下：“这个……国民革命军大部分都在武汉政府节制之下……”
“直接归武汉政府调遣的有几个军？”
白特使掰着手指头数了数：“张发奎的第四军、唐生智的第八军、还有……”
“张发奎现在在哪儿？”
“在……在九江。”
“唐生智呢？”
“在……在武汉。”
沈砚之把茶杯搁下来，声音不高不低：“孙传芳在江北还有五个师。我这儿离南京不到四百里地，离武汉一千多里。你让我站武汉，武汉的兵能过来替我守南昌？还是说，你打算让孙传芳替我守？”
白特使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把汪精卫的信收进皮包，干笑两声：“军长再考虑考虑，不急，不急。”站起来往外走的时候，步子比进来时快了一倍。
韩铁生站在门口送客，等白特使走远了，回头冲沈砚之竖了个大拇指：“军长，你这一竿子把武汉也得罪了。”
“我没得罪谁。我说的是实话——谁把兵拉过来替我挡孙传芳，我听谁的。光拿嘴说革命，不拿兵来，那就别怪我说话不好听。”
韩铁生乐了：“那要是南京和武汉都恼了，不给咱发饷怎么办？”
沈砚之从抽屉里翻出熊大昌送来的那张青云谱仓库的枪支清册，拿手指头弹了弹纸面：“八千支枪，够我编两个团。南昌城里的电厂、水厂、铁路工厂都归工会管着，咱们自己印票子自己花。他南京不发饷，我找熊大昌借。他武汉不给粮，我找老周赊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
韩铁生愣了半天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军长，你这个人——打仗是把好手，搞钱也是一把好手。”
“少拍马屁。明天带人去青云谱提枪。提完了把城郊那七个乡的种子粮拨下去。另外——”沈砚之低头在纸上写了个条子，“帮我给上海发个电报，找一家印刷厂印一批夜校课本，钱从我私人账上走。”
韩铁生接过条子看了一眼：“军长，你私人账上还有多少钱？”
“不多了。上回给阵亡弟兄家里寄抚恤金，寄出去大半。”
韩铁生把条子揣兜里，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又回头：“军长，程副军长要是还在，他准得说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准说——‘沈砚之这个人，给他一个团他能打一个师，给他一个师他能折腾出一个天下’。”
沈砚之看着韩铁生关上门的背影，忽然笑了一下。笑完了低头继续看图，铅笔尖在南昌城北面的防线上画了一道又一道。
外头南昌城里响起了零星的鞭炮声——是老百姓在庆祝光复。鞭炮声里混着傅玉珍在夜校上课的声音，她在教工人们念：“工人——农民——联合——起来——”
沈砚之搁下铅笔听了一会儿，把油灯捻亮了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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