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8章 荒村遗骨
陕西一直是受灾最早最严重的省份,是朱由校最牵挂的省份。
一行人,出潼关,入华州,官道上的土就变了颜色。
关中平原,本应该是千里沃野。可朱由校策马一路行来,看到的只有干裂的田地和枯黄的野草。道边的白杨立着,树叶被风沙磨得哗哗响,像在发抖。
田里没有人。
麦田荒着,草长得比麦还高。有些地翻过一半,犁还歪在地头,但人不见了。偶尔路过一个村落,远远望见几间土坯房,炊烟没有,鸡鸣没有,半堵墙塌在那里,能看到后面的院子——里面空空荡荡,只剩一口井,井沿已经裂了,黑洞洞的,像一只干涸的眼窝。
朱由校勒住马,没说话。
骆养性跟在一旁,低声道:“掌柜的,前面就到华阴地界了。按咱们的规矩,先进县城打尖?”
朱由校摇了摇头:“不进县城。往乡下去。”
骆养性愣了一下:“这附近都是村野,荒得很……”
“就是要看荒的。”
朱由校一夹马腹,沿着一条岔道往南边走去。身后十几名护卫扮作伙计、车夫,也跟着调转方向。马车是两驾普通货车,盖着麻布,装的是绸缎布匹——他们明面上的身份,是扬州来的布商,去西安府送货。
岔道走了小半天,路过一个村口。村名叫什么已经看不清了,木牌倒在路边,字迹被风雨磨得模糊。朱由校放慢速度,目光扫过村内,心里一沉。
这村比之前路过的还要惨。
七八户人家,没有一扇完整的门。一间土坯房塌了半面墙,露出里面残破的锅台,锅台上落了一层灰。
另一间院门歪倒在地,门板被拆走了一大半,剩下几块烂木头还挂在门框上,风一吹,吱呀吱呀地响。院子里的草已经长到了膝盖高。
村口一棵老槐树,树皮皲裂,枝条秃了大半。上面挂着白幡,长长短短,少说也有二三十条,已经晒得发白,在风里轻轻晃动,像一排无声的招魂手。
一只野狗从残垣后面钻出来,嘴里叼着一截东西。朱由校看了一眼,瞳孔猛地一缩——那是半根人的臂骨。
野狗看见人,警觉地叼着骨头小跑了几步,消失在村后。
朱由校攥着缰绳的手,指节慢慢发白。他没有说话,翻身下马,一步一步走进村里。靴子踩在干裂的土路上,扬起细碎的灰尘。他走到那棵老槐树下,抬头看了看那些白幡。有些幡已经破了,有些还很新。新幡下面,残留着半截纸钱。
“掌柜的。”骆养性跟上来,声音压低,“这地方不对劲。按咱们的规矩,不能在村里多待。万一有疫气……”
朱由校没有回答,目光落在一间半塌的屋子里。那屋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动静,像是什么东西在挪动。
“谁?”骆养性手按到腰间的短刀上。
朱由校抬手止住他,自己迈步走向那间屋子。门框歪着,门板斜靠在墙上,他侧身避开挡住去路的半截横梁,踏了进去。屋里光线很暗,尘土在光线里飘浮。角落里,一堆破布烂草里面,蜷缩着一个人影。
那是个老人。
花白的头发乱成一团,脸上干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,颧骨高高凸起,两只眼窝深深陷进去,像两个黑窟窿。他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袄,棉絮从袖口、前襟、腰间翻出来,露出黑乎乎的旧棉花。他手里攥着半截草根,见有人进来,本能地往后缩了缩,浑浊的眼睛里没有警惕,只有茫然。
朱由校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轻声开口:“老丈,我们是路过的商人,不是官府的人。”他蹲下身,“你几天没吃东西了?”
老人动了动干裂的嘴唇,发出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:“……饿了。”
朱由校回头:“拿点吃的来。”
一个护卫送上一块干饼和一壶水。朱由校接过来,递到老人手里。老人看着那块饼,浑浊的眼睛动了动,像是不敢相信。
他伸出枯柴般的手,颤颤巍巍接过去,却没有吃,先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,然后才掰下一小块,含在嘴里,慢慢地嚼,嚼了很久,才咽下去。
“慢点吃。”朱由校说,“还有。”
老人又掰了一块,塞进嘴里,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呜咽声。吃了几口,他总算缓过一口气,靠着墙坐直了些,眼里有了点神色。
朱由校盘腿坐下,语气随和:“老丈,我打南边来,头一回到这块地界。想问问路,也知道些这里的行情。你们这个村,原本有多少户人家?”
老人嚼着干饼,含糊道:“多少户?四十多户吧。两百来口人。”
“现在呢?”
老人停了嘴。他看着朱由校,眼神木木的,像是已经把这些话说过了很多遍,已经没有起伏了:“你数嘛。村东头还有两户半。村西头——过了那棵槐树,还有一户,就那个瘸腿的李二,他还活着。加上我一个,能喘气的,不到五个。”
“其余的呢?”
“……死了。旱先死的,疫后死的,饿死的。哪个说得清。”老人又掰了一块饼,塞进嘴里,嚼了两下,嗓子忽然像被什么堵住,“我那老婆子,大儿子,二儿子,大儿媳妇,还有三个孙子。最小的那个,刚过完五岁生日,第二天人就没了。发热,烧了两天,没救过来。当时我背着他去镇上找大夫,大夫说这是疫症,不肯收。我跪在大夫门口,跪了小半夜。大夫没开门。我抱着娃回到村里,他早就没气了。”
老人停了下来,没有再往下说,只是把那块干饼攥在手里,攥得指节发白。
朱由校没有说话。
屋外,风从破门灌进来,卷着干草和灰尘,吹得人睁不开眼。过了好一阵,老人又开口了:“旱的时候,地里还能刨出点东西。后来井也干了,河也干了,地裂的缝能伸进去一只脚。朝廷发过赈,来过粮车。头一回,粮车是到了的。村里老乡排着队去领,一人领了三升米。第二回也来了,一人领了一升半。第三回粮车就没来。听说在道上让人劫了,也不知道是土匪还是官。后来等来了第四回——”老人冷笑了一声,“第四回,给的是带壳的谷子,还掺了沙。”
“掺沙?”朱由校的声音平静,但紧握的手暴露了他的情绪。
“掺了。十斤里边,少说有两斤是沙子。”老人说,“省里发到府里,府里剥一层,发到县里,县里又剥一层。到了我们镇上,能剩多少?剩点陈霉谷子就不错了,还敢挑?不挑还行,一挑,下一回就不发给你了。”
朱由校沉默了片刻:“那朝廷拨下来的粮食,就没人管?”
老人看了他一眼,像看一个天真的孩子:“管?谁来管?县大老爷管账的,镇上管仓的,村头里正也分了一瓢。哪一层不分?不分,谁给你往下发?”
他说着,看了看朱由校的打扮,“小兄弟,你是外地来的,我说句不好听的——这地方,赈灾粮就是一层一层的孝敬钱。从上到下,人人有份。就咱们这些穷鬼,连粥都喝不上。”
朱由校蹲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,只是嘴角绷得紧紧的。骆养性站在后面,垂着眼,不敢作声。
谈玉宣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门口。她听到“疫症”两个字,便开口道:“老伯,刚才您说,您的孙儿是发热没的?村里像这样发热不治的,有多少人?”
老人看着她:“你是——”
“我是先生家里的内眷,略懂些医术。”谈玉宣蹲下身,声音温和,“您别怕,我不是官府的人。”
老人的戒心明显松了一些。他想了想:“发热的多了。前年春上,先是闹鼠,地里的老鼠一窝一窝地死,打上来都是血。后来村里就开始有人发热,嗓子肿,喘不上气,三五天人就没了。家家户户都有人病,有钱的还能去镇上抓两副药,没钱的就在家里躺着等死。后来说这是瘟疫,官府封了村,不让出去。封了半个月,又放开了,因为人跑得差不多了,谁管你。”
谈玉宣问:“那县里来了大夫吗?”
“来过一个。”老人说,“在我们村口搭了个棚子,放了几包药,住了两宿就走了。那药不顶用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过半年的陈药,都走味了。可没办法,那药还要钱,我们买不起。后来官府说,朝廷派了打井的机器来,能打出水来。我们盼了一个多月,盼来一个铁疙瘩,搁在县衙院里,风吹日晒,没人碰。再后来,铁疙瘩就不见了。听说是让县太爷卖给收铁的了,换了银子。”
朱由校的呼吸微微顿了一下。他问:“那台机器,您亲眼见过?”
“见过。前年秋天,我进城卖柴,路过县衙后院,老远看见一堆铁管子和铁轮子搁在地上,锈得不成样子。旁边还有两个大盘子,是那个什么……蒸汽用的。听人说,那个铁疙瘩要是能转起来,一天抽的水够全村的井喝三天。可转不起来。县太爷说,没人会用。后来过了一个冬天,开春再见着,就只剩一块地皮了。”
朱由校站起身,走到屋外。不是震怒的时候,但那种从骨子里泛起的无力感,让他的喉咙发紧。他站在老槐树下,抬头看着那些白幡在风里一晃一晃,像在替他记着什么。
就在这时,村口方向传来一阵喧哗。几个人的脚步声,夹杂着不耐烦的咒骂声。
“赵老头!赵老头!死了没有?没死就出来说话!”
朱由校回头看去,一个穿着皂衣的衙役,带着两个帮闲从村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
那衙役三十来岁,腰间别着一根水火棍,满脸不耐烦地踢开路上散落的砖石,径直朝老人那间破屋子走去。
老人听到声音,脸色刷地白了。他把手里的干饼一把塞进怀里,颤颤巍巍地扶着墙站起来,迎出去,赔着笑脸:“官爷,官爷您来了……”
“来了。还能上哪儿找你?”那衙役在院子里站定,目光扫了老人一眼,又扫了一眼院中这群衣着干净的外地人,皱了皱眉,“这两个月的粮账,该结了。你去年借了朝廷两斗米。皇上说了,借了要还。两斗米,连本带息,三斗。今天你得给我个准话。”
老人的笑容僵住了:“官爷,那不是朝廷赈的粮吗?怎么又要还……”
“赈?你想得美。”衙役嗤笑一声,“赈的粮是白给的,早发完了。你借的是粮库里的储备粮,借了不还,全县的账都对不上。你让县太爷拿什么往上交?你说得轻巧。没钱?那拿东西抵。你家里还有锅没有?”
老人张了张嘴,没有发出声音。
衙役给身后的帮闲使了个眼色。那两个帮闲也不多话,径直走进屋里,一阵翻找。片刻工夫,一人拎着一口铁锅出来,锅底黑乎乎的,沿上还缺了个口。另一人抱着一床破棉被,被面上补丁摞着补丁,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老人看着那口锅被拎出来,失声上前:“官爷,那是我家唯一的锅了!没了锅,我怎么做饭……”
“你做饭不做饭,关我什么事?”衙役不耐烦地一挥手,“锅带走。棉被也带走。顶三斗米。什么时候有钱了,再来赎。”
老人扑上去抱住那口锅:“官爷,求求您了……我就指着这口锅活命啊……”
衙役一脚踹在老人肩膀上。老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这一脚直接将他踹得跌出去两步远,摔倒在地,半天爬不起来。那口铁锅被帮闲拎着,哐当一声磕在门框上,磕出一道口子。
朱由校在旁边从头看到尾。
他一直没有作声。但他的目光,从衙役走进院子开始,就没离开过那人的脸。此时,他慢慢开口:“等一下。”
衙役回头,打量了一眼这个穿着绸衫的年轻人:“你是哪来的?管什么闲事?”
朱由校语气平淡:“我们是扬州来的布商,路过办货。看这位老丈可怜,想替他结了这笔账。两斗米的本钱,连本带息三斗米,按市价折算,该是多少银子?”
衙役愣了一下。他没想到这些外地人会替老人出头,目光在朱由校身上转了转,琢磨着这是个什么人。
又看了一眼站在朱由校身后的骆养性——那人穿一身短打,手脚粗壮,眼神却像刀子一样锐利,看着不太好惹。他权衡了一下,报了一个数:“四钱银子。你拿得出?”
朱由校朝身后点了点头。一个护卫上前,从钱袋里摸出一块碎银,约莫有五钱多重,递了过去。衙役接过银子,掂了掂,塞进怀里。他看了朱由校一眼,张了张嘴,到底没敢再说什么多余的话,冲两个帮闲一挥手:“行了,把锅放下,走。”
铁锅被扔在地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衙役领着帮闲扬长而去,走出了村口,背影才匆匆消失在土路尽头。
老人从地上爬起来,抱着那口铁锅,又惊又喜,又有些不敢置信。他看了朱由校许久,喉头滚动着,半晌才挤出一句话:“恩公……这银子,我这辈子怕是还不上了……”
“不用还。”朱由校说。他的声音不高,听不出什么情绪。“老丈,那口锅你留着,好好活着。”他说完,转身往村外走去,没有再回头看那棵挂着白幡的老槐树。
骆养性跟上来,压低声音:“掌柜的,方才那个衙役,要不要我派人跟着?”
朱由校脚步未停:“跟着。记下他叫什么,在哪个衙门当差,干过多少这种事。账一笔笔记清楚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“不用动他,就让他再多活几天。”
当夜,他们在村外一处破败的庙里歇脚。庙门塌了半边,屋顶的瓦片漏着风,墙角堆着一捆干草。朱由校没有进里面去睡,他坐在庙门口的台阶上,望着远处黑漆漆的夜。没有灯火,连狗叫都没有。整个原野都沉寂得像一口巨大的坟墓。
谈玉宣端着水走过来,蹲在他旁边,递过一块湿布巾:“擦擦手吧。方才碰了那些东西,仔细染病。”
朱由校接过布巾,擦了擦手,忽然问:“你觉得,这些地方还能救回来吗?”
谈玉宣想了想,说:“人还在,就能救回来。今天那个老人家,还能吃饼,还能说话,心里还在惦记那口锅。只要还有人想活着,就有救。”
朱由校沉默片刻,低声道:“可如果一个朝廷,让想活的人活不下去,那这个朝廷,才有罪。”
谈玉宣没有接话,但也没有反驳。夜风呜呜地吹着。
朱由校站起身,望着夜色深处的方向。那是一个个被官字掩埋、被吏字搜刮的村庄。
他想,有人说过治国就是治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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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里没有人。
麦田荒着,草长得比麦还高。有些地翻过一半,犁还歪在地头,但人不见了。偶尔路过一个村落,远远望见几间土坯房,炊烟没有,鸡鸣没有,半堵墙塌在那里,能看到后面的院子——里面空空荡荡,只剩一口井,井沿已经裂了,黑洞洞的,像一只干涸的眼窝。
朱由校勒住马,没说话。
骆养性跟在一旁,低声道:“掌柜的,前面就到华阴地界了。按咱们的规矩,先进县城打尖?”
朱由校摇了摇头:“不进县城。往乡下去。”
骆养性愣了一下:“这附近都是村野,荒得很……”
“就是要看荒的。”
朱由校一夹马腹,沿着一条岔道往南边走去。身后十几名护卫扮作伙计、车夫,也跟着调转方向。马车是两驾普通货车,盖着麻布,装的是绸缎布匹——他们明面上的身份,是扬州来的布商,去西安府送货。
岔道走了小半天,路过一个村口。村名叫什么已经看不清了,木牌倒在路边,字迹被风雨磨得模糊。朱由校放慢速度,目光扫过村内,心里一沉。
这村比之前路过的还要惨。
七八户人家,没有一扇完整的门。一间土坯房塌了半面墙,露出里面残破的锅台,锅台上落了一层灰。
另一间院门歪倒在地,门板被拆走了一大半,剩下几块烂木头还挂在门框上,风一吹,吱呀吱呀地响。院子里的草已经长到了膝盖高。
村口一棵老槐树,树皮皲裂,枝条秃了大半。上面挂着白幡,长长短短,少说也有二三十条,已经晒得发白,在风里轻轻晃动,像一排无声的招魂手。
一只野狗从残垣后面钻出来,嘴里叼着一截东西。朱由校看了一眼,瞳孔猛地一缩——那是半根人的臂骨。
野狗看见人,警觉地叼着骨头小跑了几步,消失在村后。
朱由校攥着缰绳的手,指节慢慢发白。他没有说话,翻身下马,一步一步走进村里。靴子踩在干裂的土路上,扬起细碎的灰尘。他走到那棵老槐树下,抬头看了看那些白幡。有些幡已经破了,有些还很新。新幡下面,残留着半截纸钱。
“掌柜的。”骆养性跟上来,声音压低,“这地方不对劲。按咱们的规矩,不能在村里多待。万一有疫气……”
朱由校没有回答,目光落在一间半塌的屋子里。那屋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动静,像是什么东西在挪动。
“谁?”骆养性手按到腰间的短刀上。
朱由校抬手止住他,自己迈步走向那间屋子。门框歪着,门板斜靠在墙上,他侧身避开挡住去路的半截横梁,踏了进去。屋里光线很暗,尘土在光线里飘浮。角落里,一堆破布烂草里面,蜷缩着一个人影。
那是个老人。
花白的头发乱成一团,脸上干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,颧骨高高凸起,两只眼窝深深陷进去,像两个黑窟窿。他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袄,棉絮从袖口、前襟、腰间翻出来,露出黑乎乎的旧棉花。他手里攥着半截草根,见有人进来,本能地往后缩了缩,浑浊的眼睛里没有警惕,只有茫然。
朱由校在门口站了一会儿,轻声开口:“老丈,我们是路过的商人,不是官府的人。”他蹲下身,“你几天没吃东西了?”
老人动了动干裂的嘴唇,发出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:“……饿了。”
朱由校回头:“拿点吃的来。”
一个护卫送上一块干饼和一壶水。朱由校接过来,递到老人手里。老人看着那块饼,浑浊的眼睛动了动,像是不敢相信。
他伸出枯柴般的手,颤颤巍巍接过去,却没有吃,先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,然后才掰下一小块,含在嘴里,慢慢地嚼,嚼了很久,才咽下去。
“慢点吃。”朱由校说,“还有。”
老人又掰了一块,塞进嘴里,喉咙里发出含混的呜咽声。吃了几口,他总算缓过一口气,靠着墙坐直了些,眼里有了点神色。
朱由校盘腿坐下,语气随和:“老丈,我打南边来,头一回到这块地界。想问问路,也知道些这里的行情。你们这个村,原本有多少户人家?”
老人嚼着干饼,含糊道:“多少户?四十多户吧。两百来口人。”
“现在呢?”
老人停了嘴。他看着朱由校,眼神木木的,像是已经把这些话说过了很多遍,已经没有起伏了:“你数嘛。村东头还有两户半。村西头——过了那棵槐树,还有一户,就那个瘸腿的李二,他还活着。加上我一个,能喘气的,不到五个。”
“其余的呢?”
“……死了。旱先死的,疫后死的,饿死的。哪个说得清。”老人又掰了一块饼,塞进嘴里,嚼了两下,嗓子忽然像被什么堵住,“我那老婆子,大儿子,二儿子,大儿媳妇,还有三个孙子。最小的那个,刚过完五岁生日,第二天人就没了。发热,烧了两天,没救过来。当时我背着他去镇上找大夫,大夫说这是疫症,不肯收。我跪在大夫门口,跪了小半夜。大夫没开门。我抱着娃回到村里,他早就没气了。”
老人停了下来,没有再往下说,只是把那块干饼攥在手里,攥得指节发白。
朱由校没有说话。
屋外,风从破门灌进来,卷着干草和灰尘,吹得人睁不开眼。过了好一阵,老人又开口了:“旱的时候,地里还能刨出点东西。后来井也干了,河也干了,地裂的缝能伸进去一只脚。朝廷发过赈,来过粮车。头一回,粮车是到了的。村里老乡排着队去领,一人领了三升米。第二回也来了,一人领了一升半。第三回粮车就没来。听说在道上让人劫了,也不知道是土匪还是官。后来等来了第四回——”老人冷笑了一声,“第四回,给的是带壳的谷子,还掺了沙。”
“掺沙?”朱由校的声音平静,但紧握的手暴露了他的情绪。
“掺了。十斤里边,少说有两斤是沙子。”老人说,“省里发到府里,府里剥一层,发到县里,县里又剥一层。到了我们镇上,能剩多少?剩点陈霉谷子就不错了,还敢挑?不挑还行,一挑,下一回就不发给你了。”
朱由校沉默了片刻:“那朝廷拨下来的粮食,就没人管?”
老人看了他一眼,像看一个天真的孩子:“管?谁来管?县大老爷管账的,镇上管仓的,村头里正也分了一瓢。哪一层不分?不分,谁给你往下发?”
他说着,看了看朱由校的打扮,“小兄弟,你是外地来的,我说句不好听的——这地方,赈灾粮就是一层一层的孝敬钱。从上到下,人人有份。就咱们这些穷鬼,连粥都喝不上。”
朱由校蹲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,只是嘴角绷得紧紧的。骆养性站在后面,垂着眼,不敢作声。
谈玉宣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门口。她听到“疫症”两个字,便开口道:“老伯,刚才您说,您的孙儿是发热没的?村里像这样发热不治的,有多少人?”
老人看着她:“你是——”
“我是先生家里的内眷,略懂些医术。”谈玉宣蹲下身,声音温和,“您别怕,我不是官府的人。”
老人的戒心明显松了一些。他想了想:“发热的多了。前年春上,先是闹鼠,地里的老鼠一窝一窝地死,打上来都是血。后来村里就开始有人发热,嗓子肿,喘不上气,三五天人就没了。家家户户都有人病,有钱的还能去镇上抓两副药,没钱的就在家里躺着等死。后来说这是瘟疫,官府封了村,不让出去。封了半个月,又放开了,因为人跑得差不多了,谁管你。”
谈玉宣问:“那县里来了大夫吗?”
“来过一个。”老人说,“在我们村口搭了个棚子,放了几包药,住了两宿就走了。那药不顶用。后来才知道,那是过半年的陈药,都走味了。可没办法,那药还要钱,我们买不起。后来官府说,朝廷派了打井的机器来,能打出水来。我们盼了一个多月,盼来一个铁疙瘩,搁在县衙院里,风吹日晒,没人碰。再后来,铁疙瘩就不见了。听说是让县太爷卖给收铁的了,换了银子。”
朱由校的呼吸微微顿了一下。他问:“那台机器,您亲眼见过?”
“见过。前年秋天,我进城卖柴,路过县衙后院,老远看见一堆铁管子和铁轮子搁在地上,锈得不成样子。旁边还有两个大盘子,是那个什么……蒸汽用的。听人说,那个铁疙瘩要是能转起来,一天抽的水够全村的井喝三天。可转不起来。县太爷说,没人会用。后来过了一个冬天,开春再见着,就只剩一块地皮了。”
朱由校站起身,走到屋外。不是震怒的时候,但那种从骨子里泛起的无力感,让他的喉咙发紧。他站在老槐树下,抬头看着那些白幡在风里一晃一晃,像在替他记着什么。
就在这时,村口方向传来一阵喧哗。几个人的脚步声,夹杂着不耐烦的咒骂声。
“赵老头!赵老头!死了没有?没死就出来说话!”
朱由校回头看去,一个穿着皂衣的衙役,带着两个帮闲从村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
那衙役三十来岁,腰间别着一根水火棍,满脸不耐烦地踢开路上散落的砖石,径直朝老人那间破屋子走去。
老人听到声音,脸色刷地白了。他把手里的干饼一把塞进怀里,颤颤巍巍地扶着墙站起来,迎出去,赔着笑脸:“官爷,官爷您来了……”
“来了。还能上哪儿找你?”那衙役在院子里站定,目光扫了老人一眼,又扫了一眼院中这群衣着干净的外地人,皱了皱眉,“这两个月的粮账,该结了。你去年借了朝廷两斗米。皇上说了,借了要还。两斗米,连本带息,三斗。今天你得给我个准话。”
老人的笑容僵住了:“官爷,那不是朝廷赈的粮吗?怎么又要还……”
“赈?你想得美。”衙役嗤笑一声,“赈的粮是白给的,早发完了。你借的是粮库里的储备粮,借了不还,全县的账都对不上。你让县太爷拿什么往上交?你说得轻巧。没钱?那拿东西抵。你家里还有锅没有?”
老人张了张嘴,没有发出声音。
衙役给身后的帮闲使了个眼色。那两个帮闲也不多话,径直走进屋里,一阵翻找。片刻工夫,一人拎着一口铁锅出来,锅底黑乎乎的,沿上还缺了个口。另一人抱着一床破棉被,被面上补丁摞着补丁,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老人看着那口锅被拎出来,失声上前:“官爷,那是我家唯一的锅了!没了锅,我怎么做饭……”
“你做饭不做饭,关我什么事?”衙役不耐烦地一挥手,“锅带走。棉被也带走。顶三斗米。什么时候有钱了,再来赎。”
老人扑上去抱住那口锅:“官爷,求求您了……我就指着这口锅活命啊……”
衙役一脚踹在老人肩膀上。老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,这一脚直接将他踹得跌出去两步远,摔倒在地,半天爬不起来。那口铁锅被帮闲拎着,哐当一声磕在门框上,磕出一道口子。
朱由校在旁边从头看到尾。
他一直没有作声。但他的目光,从衙役走进院子开始,就没离开过那人的脸。此时,他慢慢开口:“等一下。”
衙役回头,打量了一眼这个穿着绸衫的年轻人:“你是哪来的?管什么闲事?”
朱由校语气平淡:“我们是扬州来的布商,路过办货。看这位老丈可怜,想替他结了这笔账。两斗米的本钱,连本带息三斗米,按市价折算,该是多少银子?”
衙役愣了一下。他没想到这些外地人会替老人出头,目光在朱由校身上转了转,琢磨着这是个什么人。
又看了一眼站在朱由校身后的骆养性——那人穿一身短打,手脚粗壮,眼神却像刀子一样锐利,看着不太好惹。他权衡了一下,报了一个数:“四钱银子。你拿得出?”
朱由校朝身后点了点头。一个护卫上前,从钱袋里摸出一块碎银,约莫有五钱多重,递了过去。衙役接过银子,掂了掂,塞进怀里。他看了朱由校一眼,张了张嘴,到底没敢再说什么多余的话,冲两个帮闲一挥手:“行了,把锅放下,走。”
铁锅被扔在地上,发出一声闷响。衙役领着帮闲扬长而去,走出了村口,背影才匆匆消失在土路尽头。
老人从地上爬起来,抱着那口铁锅,又惊又喜,又有些不敢置信。他看了朱由校许久,喉头滚动着,半晌才挤出一句话:“恩公……这银子,我这辈子怕是还不上了……”
“不用还。”朱由校说。他的声音不高,听不出什么情绪。“老丈,那口锅你留着,好好活着。”他说完,转身往村外走去,没有再回头看那棵挂着白幡的老槐树。
骆养性跟上来,压低声音:“掌柜的,方才那个衙役,要不要我派人跟着?”
朱由校脚步未停:“跟着。记下他叫什么,在哪个衙门当差,干过多少这种事。账一笔笔记清楚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“不用动他,就让他再多活几天。”
当夜,他们在村外一处破败的庙里歇脚。庙门塌了半边,屋顶的瓦片漏着风,墙角堆着一捆干草。朱由校没有进里面去睡,他坐在庙门口的台阶上,望着远处黑漆漆的夜。没有灯火,连狗叫都没有。整个原野都沉寂得像一口巨大的坟墓。
谈玉宣端着水走过来,蹲在他旁边,递过一块湿布巾:“擦擦手吧。方才碰了那些东西,仔细染病。”
朱由校接过布巾,擦了擦手,忽然问:“你觉得,这些地方还能救回来吗?”
谈玉宣想了想,说:“人还在,就能救回来。今天那个老人家,还能吃饼,还能说话,心里还在惦记那口锅。只要还有人想活着,就有救。”
朱由校沉默片刻,低声道:“可如果一个朝廷,让想活的人活不下去,那这个朝廷,才有罪。”
谈玉宣没有接话,但也没有反驳。夜风呜呜地吹着。
朱由校站起身,望着夜色深处的方向。那是一个个被官字掩埋、被吏字搜刮的村庄。
他想,有人说过治国就是治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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